转载：五音与五行

  五音与五行

                                ————兼论隋代和宋代的雅乐

                        一

 

   中国的乐律学究竟起于何时？我们并不明确知晓。据现在所见的材料，《管子·地员篇》首先提出了五音相生的具体理论：“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生角。”尽管据考证，该段为后人所加，但一般认为不会离管子的年代太远。到了《吕氏春秋》，就提出了十二律的相生关系：“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这样，五音十二律的相生关系就在数理上根据三分损益律而确立了。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数理关系随五音而俱来。有两条材料，一直被前人忽略了。一是《国语·周语下》伶州鸠的话：“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议，革木一声。”二是《乐记·宾牟贾篇》：“‘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从这两段话来看，当时不重商音。以前根据旧解，因商音属金与征伐有关故不重商音，而武断地认为这是五行迷信思想，然而从出土的实物看，周以前的乐器的确没有商音。而且不仅没有商音，甚至根本没有按照后世的数理关系形成五声音阶。相反，在五声音阶的五音全部确立之前，七声音阶中的音就已经出现了。（可参看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相关章节）这个结论就足以说明：五声音阶的产生和确立，未必和三分损益律的数理关系有直接联系，更是和因数理关系而和五音联系起来的五行相生观念无关。

   以五行配五音的观念倒是早就产生了。《左传*昭公元年》记医和之言云：“白声商，青声角，黑声羽，赤声徵，黄声宫”。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这种观念的科学依据之前，我仍将其视为一种迷信。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五音间的三分损益关系不等于以五行配五音的观念。前者至少在五音间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两两音的相生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两两的和弦关系，这应该说是对音乐实践的一种较好的总结和推演。但是一旦将五音间的三分损益关系和五行配五音的观念及进一层的五行相生关系配合起来，用五行相生来附会五音相生，问题就产生了。因为五行间是相生的、循环的，而按照纯数理关系的推算，在仲吕后却无法“返生黄钟”。于是历代死守伶伦制律的乐官（也许更是数学家）便千方百计地寻找“返生黄钟”的办法，西汉京房的自仲吕再往下推而形成的六十律、南朝宋的钱乐之和梁的沈重在六十律的基础上继续推算产生的三百六十律就是例证。

   这并不算过分。即使追求“返生黄钟”，除却五行相生的表述形式外，在音乐学上来说也未尝没有道理，因为这毕竟为“旋宫转调”（即灵活地改变宫调）提供了方便，而自由的“旋宫转调”这一超出五声音阶的音乐运用，在很多朝代的正统雅乐中是不允许的[1]。从另一个方面说，五行和五音相生的对应关系其实也并不死板。例如徵生商，而在相应的五行中，却是火克金。这就说明，在五音和五行的对应关系中，音乐本身的特性并没有受到完全的排斥，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另一方面，五音与五行相提并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专指雅乐的。而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相和歌、清商乐及隋唐兴盛的燕乐等俗乐和雅乐的并存，则又为音乐自身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家园。

 

                        二 

 

   我总觉得魏晋南北朝的各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潜在的磨合。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这个时代并没有一种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正是酝酿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很多部分，当时已经在一个人的潜意识中组装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隋文帝。

   也许是因为隋代的时间太短，我们在如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等领域中很容易将其归入唐代的历史中叙述，然而这未必确切。因为隋代是自西晋后几百年的第一次南北统一，而地域的统一又呼唤着思想的整合。尽管隋代和唐初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基本一样，但唐太宗关心的是如何在中原确立自己的贵族血统，而隋文帝则更注重如何看待当时人眼里的华夏正统的南方文化，从而确立自己在华夏文化中的正统性。比起唐太宗来，隋文帝没有任何面对一个统一国家的经验，他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任意涂抹——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就是隋文帝对后世统一王朝的影响所在。

   在雅乐方面，隋文帝表现出一种极为奇怪的态度。开皇二年，颜之推向隋文帝进言说，太常寺的雅乐在长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下掺入了许多胡乐成分，希望能参考南朝梁的汉族传统音乐重新制定雅乐。而隋文帝却不接受，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然而到了开皇九年隋灭陈后，隋文帝却在听了陈的传统音乐后说：“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其用心很明显：既要显示自己的强大，又要自居为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然而这样一来，却使梁、陈之音处于一个很奇怪的位置：既是华夏正声，又是亡国之音。这种尴尬处境不知隋文帝想过没有？

   隋文帝实际上并不懂音乐。然而他却必须重新制定雅乐。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1于是中国音乐史上有名的“开皇乐议” 就这样产生了。其主要内容是确立黄钟一宫的正统地位，排斥旋宫转调。2于是政治权力就完全控制了官方音乐中的话语权，并在“雅乐”和“俗乐”、“华乐”和“胡乐”间划上了一条后代人难以逾越的鸿沟。

   任何一种政治权力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据，隋代“唯奏黄钟一宫”也是如此。因为以五行配五音较为稳定的一种形态是以“君、臣、民、事、物”配宫、商、角、徵、羽。其中宫音代表君主，黄钟为十二律之首；君不可有二，黄钟宫又象征了君德，所以隋文帝接受“黄钟一宫”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于此可见，五行学说在一个新的、极为实用的、与音乐本身毫无关系的层面上，为政治权力控制文化提供了依据。

   对某一种文化完全不懂的人3控制了某一文化的话语权，这实在是这种文化死亡的开始。隋唐之后，自宋代开始的历朝皇帝及其幕僚可以将一切不符合他们所谓“雅正之声”的民间音乐斥为“郑卫淫声”；可以将一切超出五声音阶的、甚至包括“先秦、先汉以来汉族音调本身即已具有的七音、八音之乐，犯调、变声之乐”统统斥为“非华夏正声”1；可以将根本无法入耳的“音乐”抬高为“中正和平”的“古乐”——我不知道中国的雅乐还剩下什么！

 

                       三

 

   然而毕竟隋代历史太短，在这种文化专制能够影响整个历史之前，它已经被一个极为开放的王朝——唐——所替代。无论是唐太宗否定音乐亡国说的自信还是唐玄宗取羯鼓解“秽”的洒脱，都体现出唐王朝对这种通过文化手段来巩固政治的轻视（尽管他们也肯定“雅乐”的仪式性作用，唐玄宗还制定了《开元礼》）。在这方面，前代学者已经有较多论述，在此不再展开，我更加注意的是从中晚唐到宋代的思想转型和近世文化专制的真正确立。

   我在一篇书法史的论文里曾写到，将书“法”抽象、僵化成“魏晋古法”、并成为全社会公认的准则就是在宋代。中晚唐那些不入流的民间书法家伪造、标榜的“古法”传说，居然能在宋代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被写进《宣和书谱》（这在贵族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见上层社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2。来自民间的新兴的精英阶层，必然将民间思想带入庙堂，并用平民化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旧时的、和当世已经没有多大现实联系的贵族文化。而为了在贵族文化面前树立自信和自尊，他们自然希望能在更古的“传统”中寻找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于是我们常说宋人的“言必称古”就产生了。

   有人把宋代称为中国文化史的的整理时期，但我情愿把宋代看作宋人建构出自己的文化史的时期。葛兆光先生在评价宋代的“道统”理论时，说过一句和我对宋代书法史的看法类似的话：“他们反复凸显那个被韩愈虚构出来的，从孔子、孟子到韩愈的真理系谱，渐渐‘弄假成真’地叙述了一个新的思想历史。”3这应当是很确切的。而且宋人又把自己建构的东西神秘化，形成了一种为了标榜自己的学识而将其封闭化的极端保守，而这种保守又成为了政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从表面上看，宋代的雅乐的确沿袭了唐代的乐制，然而赵宋王朝的特殊性在于，它已经没有了汉唐时候那种君临万国的自信与自尊，疆域的清晰化也导致了文化上的内敛。为了弥补这种心理上的缺陷，整个上层社会都迫切需要在历史中确立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于是隋代文化专制的“华夏正声”，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中被重新挖掘了出来，甚至成为近世文化专制确立的一个标志。

   崇宁二年，礼部员外郎陈暘上《乐书》言：“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4以宫喻君，如上文所述，隋文帝也是因此而采纳了“黄钟一宫”，然而隋代在黄钟一宫中实际上是采用八声音阶的5。而陈暘在这里却明确指出，雅乐只能用“五声十二律”，因为这是“乐之正也”，这就完全是用政治来解释音乐，而把即使是隋代雅乐也没有完全否定的音乐自身的变化性也排除出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解释仍和隋代的雅乐一样，尚停留在君臣宫商这样一个纯实用的立场上的话，那么以下的话就可以看出宋人的“自尊”、“自信”感之后的神秘与保守：政和三年，刘昺上书言：“五行之气，有生有克。四时之禁，不可不颁示天下。盛德在木，角声乃作，得羽而生，以徵为相；若用商则刑，用宫则战，故春禁商。……”南宋姜夔《大乐议》有言：“……徵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我们可以惊讶地看到，先秦五行学派和东汉谶纬学说直接以五行比附五音的思想再次出现了。而且这次的出现更为彻底：五行思想从一种幕后的依托走上了前台，五音从只是在五行中寻找理论依据变成了和五行的完全等同1，雅乐中的音乐特性却已经荡然无存，而完全沦为一种证明政治合理性的工具了。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宋代这种以政治解释文化进而以文化支持政治的专制思想，竟然在以后的历朝中不断得以制度化。在现存的所谓的清代祭孔音乐中，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古雅”的“华夏正声”。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中国文化真的没有断绝过吗？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真的是中国曾经有过的全部文化吗？历史上有很多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2，然而并没有引起过广泛的关注。

   五音和五行在雅乐中的不断靠近以至完全重合，只是文化专制逐渐确立过程中的一个极小的方面。文化史中有更多的问题留待我们去探索——也许只有在这种探索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文化。

 

 

                                                     

 




[1]尽管《礼记·礼运》已经提到“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但这句话本身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理解。而先秦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可以在三个八度的中心音域范围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P。8），则证明“旋相为宫”在先秦的含义和后世僵化的理解是不同的

1 上述隋文帝的话，见《隋书·音乐志》，转引自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P。194——195

2 “开皇乐议”的具体过程详见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P。193——197、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隋代的“八音之乐”》

3 虽然隋代实行唯“黄钟一宫”的乐制，然而据《隋书·音乐志》载：“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肆之，竟无觉者。”（转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P。248）可见当时连确定并提倡“黄钟一宫”的人也不懂音乐

1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P。107

2 一、宋代的印刷业比唐代发达，下层平民也有机会接触书本；二、宋代的进士大大多于唐代，殿试通过率是100%，而且通过殿试即马上授予实职；三、唐代的贵族残余到宋代已经全部瓦解：基于这几点，我才得出了宋代精英文化的主体由贵族出身变为平民出身的结论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P。183

4 《宋史》卷128，转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P。391

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P。259  隋代的宫廷雅乐，甚至有可能并没有贯彻“黄钟一宫”（见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隋代的“八音之乐》）

1 刘昺所提出的“四时之禁”即“春禁宫商，夏禁角羽，秋禁徵角，冬禁宫徵”，在唐代《乐书要录》的“旋宫图”里是全都包括的，和“一律有七声图”是不可调和的。可见此时的五音和五行就完全等同了。参看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旋宫古法中的随月用律问题和左旋、右旋》P。118-120

2 如宋人张知白就说：“今太常乐悬钟、磬、埙、篪、搏附之器，与乎干、戚、羽、籥之制，类皆仿古，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古乐岂真若此哉！”也可见当时的雅乐的确已经没有音乐性了。

[网易]苏联人如何打破审查制度

文_王晓夏

在苏联，审查制度（Censorship）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 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 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 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 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 “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 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苦楚的抗争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 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 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他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 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 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 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淫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 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 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 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变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 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 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国家的管理。”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 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淫。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 化”这些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 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 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 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在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 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 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 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 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有规律的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 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 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 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也放松了对美国之 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 台的干扰和压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苏联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 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 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志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 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 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的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巴尔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陈述，并没有打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军队机密。审查机构依旧被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 (本文来源：南风窗 )

朝鲜人民如何从银行取钱

朝鲜人民如何从银行取钱
很多朝鲜人辛苦一辈子，伟大国家“帮”他们存了工资的一部分，那他们又是怎么把钱从银行领出来的呢？今天就让大家体验一下朝鲜人民银行取钱的步骤。

一.写申请，
申请书也不是那么好写的，以下的理由不能写
1.不能写治病，伟大的朝鲜人民共和国医疗是免费的哈，虽然多数时候连片感冒药都找不出来给你。
2.不能写购买食物，你三餐都有国家免费供给了，还想吃成胖子？全国现在只允许三个胖子都在金家了.其实嘛，朝鲜科学研究表明：常饿肚子才有益身体健康。
3.不能写买房，算了吧，朝鲜没有房地产公司，你们房子都是免费分的，虽然一家三代人同挤在40平米的二房一厅，该满足了你。
4.不能写结婚，结婚要提倡节俭，取钱去干嘛呢？还想学资本主义拍婚纱照啊？
5.不能写做生意，想死吧，敢走资本主义道路，进监狱吧。
6.不能写买种子种庄稼，罪行如上。
…..

正确答案：围绕与金太阳有关的东西才可以申请提款，具体的看个人反应能力的，比如买主体思想的书本，或买其他什么东西来来以便学习宣传主体思想，等等借口。

二.审批。
金太阳续承了M太阳的光荣传统，很多东西都在模仿的基础上再加强。审批也是特严格的事情，取款人的单位领导或者村干部接到申请后，先把申请搁放一段时间，你急吗？急没用的，领导不急。取款人按捺不住催几下后，办事效率排名全球第三（倒数的）的领导开始慢慢翻开申请，瞄一眼，扔回去：叫你的邻居或者同志给你个革命评价，需要3个人作证，以便证实你取钱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猪蹄思想，而不是去买炸药包。到这步骤基本上有70%的人已经无法取款，因为没人敢冒着生命危险为你作证，但凡事不是绝对，重赏之下必出勇夫，只需对革命群众伸出3根手指：“取钱后分你三两大米怎么样”，马上有宁可饱死不可饿死的革命群众冒险在申请书上签上自己大名。

终于有人作证啦！且慢，还有革命大众关，取款人的申请在单位的思想报告会上或者公社队员大会上公示，以便揭露取款人可能有其他目的，一般情况下，总有些与取款人有革命意见不合的人积极揭发，断了申请人的财路，于是常常引起一番斗殴，金太阳也善于利用人与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揭老底，来保住自己的宝座。深入的贯彻了某人的“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理论，这时候，到此有85%的人无法过这一关，剩下15%的人侥幸过关。

终于惊险闯过揭露斗争关，然后再一次审批了，想领导马上签名是不可能的，领导也怕死，他不懂你取钱干什么，万一出问题，他也得死翘翘，他有这必要签吗？虽说是领导，也是享用国家每月定量的那点粮食，家里儿女一样食不果腹…说到这就好办了，申请人只需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敲开领导的门口，把积攒一个月的一斤大米伸到领导的眼前…这时会有少数意志坚定的革命干部当场拒绝，于是，90%的申请人到此为止。但意志不坚定的干部是占大数滴：给剩下的10%过关吧
三.出行
心急了吧，想马上出发吧？想都别想，别忘了你是在公社，公社没银行滴，在百里外的平壤太阳城才有银行啊，呵呵，去太阳城难度太大，比跟Z国人偷渡去米国还要难。所以只能去一般的县城领钱。，给你取钱申请书盖上章不等于给你出行证明盖章。再重复上述申请步骤，以便证明你出行不是为了去偷渡海外，不是去串联反 D….等等，95%的申请人栽在这一步了。不过还有5%的勇者啊，坚持就是胜利！
四．取款
所有申请书上终于改上梦寐以求的红章章了，领导的朝鲜文“同意”两个字犹如失散30年的老母亲写来的家书令人感动得泪流满面。今天，当存款人颤抖的双手把存款单伸进银行窗口时，那15万朝元巨款（相当于300元人民币）已经变成1500元新币，前几天还能买到三个月口粮的钱，现在还不知道还能买到什么。当然，他还不能把钱一次取完，只能取得很少的一部分。。。

(转：凯迪网络）

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心态

发表于 2009-03-30 14:34:19 类别：历史

(来自：天涯-闲闲书话；来源：军盟中文网)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梁文道谈<色戒>及他人之正言

梁文道

《色，戒》走红，连汉奸也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李安与张爱玲丰富了汉奸与爱国志士的形象，还他们人性的本来面目；也有人说这叫做美化汉奸，所以不只本来就很成疑问的张爱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变成新汉奸了。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你说马英九是忠的吗？他为什么也要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么判断他恢复英国经济活力的政绩呢？你能肯定地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论大部分的汉奸在他生前是不会轻易接受“汉奸”这种称号的；所谓“汉奸”，多半是后人的判断，而后人的判断则往往依据了不同的标准甚至某些个人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Collabora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 “荷兰奸”的概念)。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者一一过关，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可是，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事实不是如此简单，比如说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呢？这就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想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谋刺满清摄政王而入狱，且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好汉子，怎么就会成了一个与日本议和，成立南京伪政权的大汉奸呢？于是坊间就有许多传说了，其中一种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这样的：其实汪精卫是假装的，他早和蒋介石串通好了，俟时机一至，他就会起兵反日。　　

其实这种美妙的民间故事依然不脱传统忠奸二分的历史观，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象。大家不只希望能够准确地把汪精卫嵌在一个简单的范式里面，还很希望一个好人能够由头忠到尾；既然汪精卫一开始是条好汉，他就应该继续好下去，这才符合我们既有的世界观。

但是什么叫做好人呢？我们能够稳当地判定一个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吗？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国史权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里面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有不少业余特工，他们平常可能是文员，也可能经营家小店铺，收入不大好的时候就受雇去施袭暗杀。假如事败被捕，说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更常见的或许是李士群和丁默邨等有名的汉奸，你说他们亲日倒不如说他们是想谋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搞革命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谋生，革命于他们而言不外乎职业。为什么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游走于国、共和汪伪之间，最后又秘密地替重庆政府办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全是职业的特工，谁给活干就帮谁，处身乱世，但求苟存。

加拿大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卜正民在他的近著《Collaboration》(且暂译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些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匿藏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看来这应该是最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但这种恶行却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们免遭日军滥杀的厄运。那些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无辜百姓，还是纯粹无耻的自私呢？我们很难判定，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没有兴趣去翻箱倒柜查档案深究他们的口供和心理。 或许是外国人的缘故，没有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还举了很多实例说明现实情况复杂。比方说历经屠城之后的南京就有一个典型汉奸，城里的洋人称之 “famous　Jimmy”，这个王姓汉奸在日本人手下负责分配粮食给市民，同时提供一些妓女慰劳日军。卜正民认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难判断其行为的好坏。一方面他极力向日军争取最大限度的粮食配额，使许多百姓不挨饿；但另一方面这也曲线地强化了日军占领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来中国女子供侵略者享乐，同时这却也使得日方不再有借口任意欺凌妇女。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抗战史至今仍是一块荆棘满布的森林，两岸曾经各有不同的诠释，连国民党共产党谁的功劳大都还是问题，不过两党都以领导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如此，双方的官方史学就都必须以一套分外分明分外严格的标准辨识那混淆灰暗的年代与人物，不容半点含糊。因为历史教育始终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责任生产一批符合标准的好国民。何谓好国民？典型在夙昔；何谓坏国民，汉奸簿上斑斑可数。　　

只不过这种符合国民教育目标的史学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为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多年以来，中国和海外的史学界对抗战的历史研究已经推进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意识和教育的层面，特别是汉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换上更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不是翻案，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


(1)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 Mr. Leung, I am sorry to say, seems to be very fond of this sort of contrast: "Look! The West"--always in a general sense--"has done this and this already. But look, we are still so simple and naive" etc. etc.
"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 that statement concerns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in the West. "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 this, on the other hand, asserts something about the more general readers in the Chinese world. But such a comparison I can certainly make the other way round. I can loudly proclaim, that whereas there is already good documentation of collaborative acts in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Frenchmen, on the other hand, are still so naive as to speak of Vichy in exclusively negative terms.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Collabora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 “荷兰奸”的概念)。Well, I do not read Japanese nor Dutch; but at least there are such concepts as "Verräter" in German and "traîtres" in French. Not simply "collaborators"--if that sounds too light an accusation--but "traitors"! Of course when the French cried "collaborateurs," there was every overtone of "法奸," if only you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it. As for "德奸," there was certainly this idea and this usa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nazification, Germans coming out to accuse other Germans were routinely viewed or even called by other Germans as Verräter.
(3) It is right of Mr. Leung to suggest that history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one tends to believe, especially where moral judgment is concerned.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a case for many sides, and to let those who have the time and the will to read form a better judgment on the facts. It is wrong of Mr. Leung, however, to insinuate, by setting up a simple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at "they"--the ordinary Frenchmen, German, Pole, et al.--are so much more advanced in moral thinking than "we" are; and to do so even to such a degree as to suggest that because the word "collaborator" is often used, these people in the West "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 “荷兰奸”的概念". When a Frenchman called another Frenchman a "collaborateur," could he mean anything other than "collaborateur des allemands"? and could he ever be so neutral in using that phrase as to lack what me might well translate as "法奸"? Mr. Leung could have insinuated such a thought only because at the back of his mind there was a notion that "they" were more reasonable and detached than "we" are; but this is plain non-sense.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 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 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 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 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 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 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甘阳：，《改革内参》2007年第12期（2007年4月 20日出版）第7页，北京。]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 ‘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 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 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 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最好的发展方向》（2004年5月23日）。]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 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

“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 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 选择‘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康晓光：《中国的道路》（自印本）第153页。]！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 业银行陆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包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 人则老是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0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 还击。“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 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 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 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 与拥有十多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 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 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 疗、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 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 法真正自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 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 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9页。]将近一百 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视太过分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 耸听之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 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 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 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 得逞于一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 罪名、强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的宗法观念，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权利观念转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并且在自然更替中实 现的。如果人为阻碍更替，民族、社会、国家的生机就被扼杀。鲁迅说得好：“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 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话说得尖锐激烈，其实这个观念变革过程是按照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

值得探讨的倒是：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 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 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 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 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侈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至于某一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发达还是枯萎，取决于学术自由和经济支持是否足够，这倒是主体性十分明显的。

历史上先后有人提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口号。在具体环境下，两个口号各自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 在现代社会，文化繁荣的基本条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有诱导社会乃至政府强制个人的意味，生活 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再在这里打转已经毫无意义。

这样说会不会破坏民族文化的传承呢？

除了文革那样以暴力摧毁文化的劫难以外，文化通常有两个前途：

一是丧失生命力，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护和传承下去。回顾19、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没有确立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把传统文化的困厄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自由讨论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推动了学术自由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开创了 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艺术，催生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艺术巨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荣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代，是 人的解放的新阶段。至于文言文、小脚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国服”被西式服装（从西装革履到T恤牛仔裤）所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观，不能 赢得人们的喜爱；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是倒果为因，太肤浅了。

第六．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老左的惯伎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乱戴帽子。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和腾讯网评论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喻权域：《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不是以言定罪》http://news.QQ.com　2007年03月09日]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马立诚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只要认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会为马先生的远见卓识所倾倒。马先生的这些言论确实与当时众多狂热份子不同，却与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众议院的演讲中的许多论点是相同或类似的：

（1）马立诚说：“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 ‘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温 家宝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

（2）马立诚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 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 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3）马立诚说：“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 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 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温家宝说：“中 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 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 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12月 号，北京。]温家宝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 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 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马立诚2002年发表的上述意见，不论正确还 是错误，都是一个公民不应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论，可是直至五年后却被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判定为“汉奸”言论！这是典型的冀图以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公民言论自 由的事件。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这个被诬为汉奸言论的小小事件，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此外，马立 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还煞有介事地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予于严惩！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制造文字狱的卑劣伎俩。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称得上史学家的人无不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从别人的文章中闻到“汉奸言论”的味道，与诬陷马立诚是汉奸一样，完全是肆意捏造！

文化民族主义迷思

极端思潮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些现象表明一个思想言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在中国出现；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言论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愚意以为有几条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对道德高调的执迷。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

他们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

他们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冤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痛苦！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中国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第二．没有摆脱被欺凌的古老大国心态。

一个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而又受过列强侵略压迫的大国，如果沉迷过去，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中国人受够了这种痛苦，不等于清醒地领悟了历史教训。

失败之际，除了“罪己诏”中承认了的，一切都是由于西洋、东洋鬼子该死！

一旦重振家声在望，立马洋洋得意，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辱国嫌疑！

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国家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论自由制度尚待确立。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

西欧社会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思想旗帜的。当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法家也讲法，但是，中国古代法家讲的是对臣民的严刑峻法，这样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很难与现代法治接榫。

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有些学者挖掘出“从道不从君”之 说，冀图证明古代中国的君权也是受契约限制的。可是，此说忽视了这句话仅是某些士大夫的励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说不定在若干年间可以出一两个不惜“死谏” 的忠臣，皇权对此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 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遗产，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现象夸大为中国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证思维，又受到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加上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 环境和自由辩驳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有可能比较顺利发展，至少留下较多的生机。如果辩证思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圣贤或圣上辩护的工具，学术 沦丧、生灵涂炭就难于避免了。片面地为辩证思维唱赞歌是十分危险的。

不幸，中国思维发展史就陷入这个泥淖。

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

到了20世纪，这个错误在苏联哲学影响下，披上一袭革命外衣，甚至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他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乃是真正错误的思想”； “因为形式论理学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 毛泽东：《辨证唯物论》（1938），《毛泽东集》补卷卷五，苍苍社1984年东京 版第243、245、247页。]这不是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失误，作为苏联哲学的学生，毛泽东的哲学老师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应邀到清华园给师生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断言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报告结束，主持会议的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说了 一句结束语：“今天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逻辑！”（大意）

此后的许多错误，无视常识，骇人听闻，就其认识根源而言，都与违反逻辑息息相关。

中外合流的辩证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戏法！包括喻权域在内的一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小例子。此类言论的鼓吹者丧失 了区分反省本国弱点与否定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于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不恰当之处的人，哪怕是批评慈禧太后之流支持义和团屠杀外 国人的罪恶举措，就被指摘否定了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之辈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不知道或故意无视 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第四．对中国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估计过低。

鸦片战争以降，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学习西方。为了减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学中源”说，把一切需要引进的西学都说成是中 国古已有之，现在不过是“礼失求诸野”，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是离经叛道。墨子是现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议论时政的“乡校”是国会的雏形。他们用心 良苦，但成效不彰。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经褪去这些胎记；进入20世纪，这类议论更日益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人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现代性，寻找现代公民自由和宪政的思想资源。这是有益的学术探索。不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 录》固然有益，读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也发聋振聩？对2001年敢于毅然参加WTO的中国人说来，既然从物质生活到经济制度都敢于 与国际接轨，没有计较它们是祖上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涉及公民权利和宪政等等话题，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只语为根据呢？

要避免各色各样的极端言论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唯一途径是扩大开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自由接触各种观点和参与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越来越冷静和理性。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多元文化同生共育、争妍竞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通往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国人和谐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让极端思潮再次把中国引向歪路。

以革命的名义共产共妻

　　　　　　　　　　　　　　　　 刘苏

　　十月革命的史料曾宣布，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
要行使此权利可向革命机关申讲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
娘。

　　过去中×的一些宣传材料上时常指责：反动派污□共產黨「共產共妻」。在
共產黨长期的革命中，普通人要经受极严酷的禁欲主义的制约。尤其在毛澤東时
代，社会上对性的禁忌到清教徒的程度，人们对共產黨的宣传也就信已为真。

　　但在笔者移居俄国後，才了解到共產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共妻」的现象。
反共势力说共產黨「共產共妻」，并非无中生有。禁欲清教教则是共產黨巩固了
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後的事。

　　俄国革命成功後的共產共妻

　　深入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產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
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制的产物。共產制度就是要消灭建
筑在私×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於抢掠财产和屠殺，
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
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什维
克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後，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
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
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
化」即被强奸。一九九雩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
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階級妇
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
本找不到关於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尔什维克有一个让性全面解放的立
场，性道德的沦丧源於黨的这个思想。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於工人階級利益要求的性道
德，是工人階級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產
主义国家》一九二零年）。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階級的
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階級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階級所排斥。

　　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
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并在这方面也不甘
落在他们领袖的後头，历史学家缅古诺夫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
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革命将革命者强暴女性合法化

　　一九一八年叁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
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
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
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
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
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
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
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
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黨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
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階級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
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
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有一些女
孩後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後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
军退却的时候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
後被杀害，□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轮
奸，然後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着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
一九二零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
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於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
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
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
看病，把叁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
：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
──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
战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後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
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於十六岁。

　　二战後苏联才重新重视婚礼

　　笔者还了解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後，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不要结
婚的礼仪。克朗黛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广他们的性观念，倒是不
合情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显
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後，结婚仪式在苏联
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难有
好工作，存在着好职业和上床相联系的问题。性骚扰到处都有，区别在於，俄国
从不处理性骚扰案。於是，有的漂亮姑娘宁愿选择地下色情业，同样上床，收入
可不一样。权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权画等号，也是「娼盛」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免
会有这样的联想：私生活规范不明确，以及权力几乎等於性特权的现象，除了社
会失序这个导因之外，是不是和布尔什维克的老传统也有内在的联系？

摘自《开放》杂志二千年十一月号。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程映虹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
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
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
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
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
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
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
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
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殺。所谓民族屠殺，
是以１９７５- ７８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
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４０万到有所夸大的３００万。一般
认为，１００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７００万到８
００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１００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
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殺”（auto genocide ）。
种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２万越南裔全部死亡，４３万华裔死了２１. ５万，１
万老挝裔死了４, ０００，２万泰裔死了８, ０００，２５万伊斯兰教徒（Cham）
死了９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殺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
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
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
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
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殺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
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１９７６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
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
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
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殺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
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
家斯维奇（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
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
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
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
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
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１９７３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
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
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
己估计为３万到２５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
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
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
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
人自己也不认为１９７３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
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１９７５- ７９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
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１９７５年４月红色高棉夺
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
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
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
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
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
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
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
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
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
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
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黨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１９７５年
１０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１９７７年的清洗中被处决，
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
各大区的黨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对被认为是亲
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殺了
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 ２１，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黨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
万人。

　　二、超过列寧和毛澤東：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
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
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
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
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
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
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 ）和英
萨利（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 ）５０年代
最早发表的《民×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１９７０
和１９７１年黨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
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產黨
所领导的民族民×革命的纲领。

　　１９７３年５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
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
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
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
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１９７３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
渐进的民族民×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
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
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
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
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黨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
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黨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
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
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
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黨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
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１９７７年所说
：“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
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１９７５年９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
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寧，超过了毛澤東”。负
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
他说：毛澤東说文化大×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
×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
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
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
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
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
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

　　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
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
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會主義”，而且是进入共產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
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
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
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
（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
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
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１９７７年９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
“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
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
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
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
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
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 ，前红色
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１９７９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
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
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
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
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
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
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
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
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殺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
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７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
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２% 是“反革命份
子”，这个数字约１４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
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１９７５年
４月到１９７８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
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
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
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
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４月１７日人”，意为在红色高
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
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
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
“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
“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
“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
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
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階級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
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
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
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
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
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
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４月１
７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
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
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
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專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
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
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
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專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
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
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
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
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１
９７６年８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
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
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
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
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
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１
００万被遣送到这里的“４月１７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
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
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階級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
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４月１７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
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
基层干部把“４月１７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
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殺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專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
行这种專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
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
身成了这种專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殺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
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黨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
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当S ２１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
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
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黨
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會主義革命前
进时，他们渗入黨、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
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
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黨内。但他又保证说，
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黨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
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１９７８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
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
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１０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１/ ７０- １/ ８０。这种大
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黨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
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
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
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
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
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
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
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
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
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
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
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
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义压倒共產主
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階級。但
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
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
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
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
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１３０年》今
年４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４月５日香港出版的
《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尔
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
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
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產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
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
为止，和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
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
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
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
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
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
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黨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
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
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
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４７冲锋枪。
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會主義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
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
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
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
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
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
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３２岁、女子２
５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
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
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
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
族政治（clan politics ）。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
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
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
“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
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
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黨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
姻亲（地方区一级黨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黨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
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
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
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
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
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
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
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１９９９年４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
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１９７８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黨
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
“４月１７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
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
名１０- １６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
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
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
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
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
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
丈深渊。

　　《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六月号·第五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