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到网上又热议起了“80后”一代的“前途”问题，而且观点呈现出两极化的分歧：褒奖者认为“80后”将是“有望名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一代国民”，贬斥者则认为“80后”“是垮掉的、未断奶的一代人”。作为“80后”的一分子，我初看这些高昂的论调时不觉惶惶然，颇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但闲暇之余思付一下，又觉得论者的高昂与自己的惶惶然都有点好笑，不禁哑然，也算是借机舒缓了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
代际划分虽不免概念模糊，但在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波诡云谲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划分的确充满现实意味而容易被人接受。“80后”一代，即是出生于方兴未艾的 80年代，成长于泛物质化的90年代，个人价值观形成于多元化的新世纪网络时代的这么一群人。学术化一点说，我们这代人是真正地生长于“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党天下”解体之际，也即中国的“后极权时代”。而且这样一个恐怕空前绝后的特殊时代，也的确给我们造成了独特的影响。
如今我们已纷纷开始步入青壮年时期，即将成为社会的支柱，加之我们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历尽苦难的中国人自然格外关注我们这代人的发展。“最伟大的”或“垮掉的”——谈论我们这代人，我无意于高昂的宏篇大论，也并非是要给予赞同或否定。我敬为师长的余世存先生有篇评论年轻一代的文章：《有理由对 “七六”一代怀抱希望》，虽笼统地将70年代中后期生人与“80后”一代囊括起来谈，但主要还是对后者的中肯评价。
言者谆谆，我很同意余先生对这代人的特征描述。概括言之，首先“这代人依然同政治难解难分”。尽管我们成长的环境政治色彩已日趋淡化，但我们名义上仍是“ 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自小便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印象，我们耳濡目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知道“四有”新人，听说过“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马列毛邓”是我们课堂上的必修课。但是，“这代人却又与政治离心离德”。在这个“后极权时代 ”，政治运动不再肆虐张扬，集体威权已退却，权力膜拜已不再，政治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我们学习政治课也只是为了取得学分。虽然我们仍没有提出不同政见的自由，但我们也可以做出不参与政治的选择。我们不拘泥于规矩方圆，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体验”，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生存目的。我们这代人，“至少今天既未显示出代的意识，也未表现出代的整饬意味来”。
其次，“这代人当然不自卑，却也谈不上自信”。无须多言，相较前代人，空前绝后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在家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宠溺，90 年代后物质的丰饶也让我们得到了充分的滋润。我们整体上享受着全面而现代的教育体系，我们的信息获得更加快捷而方便，我们很容易接受新知新事新动向。但是，这代人也并不自信，这点我想也只有我们自己才有切身的体会。我不知道那些论调高昂的前辈们是否仔细想过，在大学扩招，在巨大的人口基数，在官权、父权的潜规则丛生，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泡沫时隐时现这种种的社会大背景下，“80后”一代已经朝着社会纷至沓来。我们首先得学会生存与立世。我们许多人为寻求一份工作而疲于奔命，我们许多人享受着何其低的工资却承受着何其高的物价。娇生惯养的我们、听惯了社会主义文明高调的我们，当赤裸裸的社会现实骤然呈现，只感觉犹如被从天堂抛入了地狱，一时不知所措。
“80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余先生谓之“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文坛、国家、学问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但需要补充的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其根基与归宿仍是公共责任，我觉得“80后”一代整体上恰恰缺乏这种公共责任心。这份“自我”可以使这代人摆脱俗世的束缚，却也无法创造出普世的福祉。自我与自私，仅一步之遥。如果没有起码的公共责任心，“争个人的自由”也并非就会等同于“争社会的自由”。
“80后”是缺乏理论素养、难有宏观价值坚守的一代。这代人拒绝一切教条的灌输，也很难忍受理论研究的寂寞与枯燥，以及思辨与求索的劳苦。这代人因此而不会盲从于任何理论与主义的狂热，却也缺失了理论素养来作为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根基。这代人的认识与观念往往感性大于理性、随意大于缜密，这终使我们整体上难以形成能够影响时代和未来的宏观价值体系。年轻的才气也许会带来偶然的闪光，但若没有内含的理论素养与价值坚守，一切终将流于浮躁。“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余先生将韩寒的这句话作为这代人怀疑精神的典范，这实在是我无法苟同的。诚然这样的言论彻底地否定了“反”的东西，但却也带不来任何“正”的东西。如果这种观念泛滥开来，这个社会将会陷于虚无与空泛。
但是，如余先生所言，“这一代人在对宏大叙事的放弃中，关注了身边具体而微的事务。他们关注公益、慈善，关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弱势保护，从不掩饰自己的声音。”“他们无目的地合目的性行为，比起我们主题先行式的人生投入来，于人于己也许更有成效。”对理论与价值的漠视，也恰恰使这代人不会束缚于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大道理。这代人的特立独行虽让许多前辈们看不惯（比如韩寒，比如刘荻），但这未尝不是一种有别于他们的对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且，我一直认为，消极对抗也是一种对抗，“80后”一代整体上表现出的对政治的不合作态度，这一代人个性的张扬、多元化的追求，也是对当政者的打击、对专政统治的瓦解。
余先生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不无忧虑也不无期望地说：“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如果他们的汉语写作不能服务于国家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格养成，那么，虽然他们比胡适、余英时们更易进入国际社会生活，但他们的成就难以望胡、余之项背；个人或代际的命运自我规定，或许无关他人，但文明、大众、社会的福祉高低却也因此决定了。胡、余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之所以有此光芒，因为他们有文明的自觉、有我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有推进同胞个性福祉的圣贤用心。我国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说，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还不得而知。至少，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
这就是“80后”一代。我们出生并成长于二十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迈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下来的两、三个十年，社会与时代将以我们这代人为主导。我想这时的中国将会全面进入由极权专制到民主自由的过渡期（我谓之由“后极权时代”步入“前民主时代”，比如今日的台湾和韩国）。过渡期的我们，也许难有登峰造极的完美缔造，但我们的每一步细微而扎实的迈进都将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理由对“80后”一代怀抱希望，仅此而已，又远非如此。
200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