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2日星期一

转载:五音与五行

  五音与五行

                                ————兼论隋代和宋代的雅乐

                        一

 

   中国的乐律学究竟起于何时?我们并不明确知晓。据现在所见的材料,《管子·地员篇》首先提出了五音相生的具体理论:“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而去其乘,以是生角。”尽管据考证,该段为后人所加,但一般认为不会离管子的年代太远。到了《吕氏春秋》,就提出了十二律的相生关系:“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这样,五音十二律的相生关系就在数理上根据三分损益律而确立了。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数理关系随五音而俱来。有两条材料,一直被前人忽略了。一是《国语·周语下》伶州鸠的话:“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议,革木一声。”二是《乐记·宾牟贾篇》:“‘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从这两段话来看,当时不重商音。以前根据旧解,因商音属金与征伐有关故不重商音,而武断地认为这是五行迷信思想,然而从出土的实物看,周以前的乐器的确没有商音。而且不仅没有商音,甚至根本没有按照后世的数理关系形成五声音阶。相反,在五声音阶的五音全部确立之前,七声音阶中的音就已经出现了。(可参看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相关章节)这个结论就足以说明:五声音阶的产生和确立,未必和三分损益律的数理关系有直接联系,更是和因数理关系而和五音联系起来的五行相生观念无关。

   以五行配五音的观念倒是早就产生了。《左传*昭公元年》记医和之言云:“白声商,青声角,黑声羽,赤声徵,黄声宫”。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这种观念的科学依据之前,我仍将其视为一种迷信。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五音间的三分损益关系不等于以五行配五音的观念。前者至少在五音间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两两音的相生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两两的和弦关系,这应该说是对音乐实践的一种较好的总结和推演。但是一旦将五音间的三分损益关系和五行配五音的观念及进一层的五行相生关系配合起来,用五行相生来附会五音相生,问题就产生了。因为五行间是相生的、循环的,而按照纯数理关系的推算,在仲吕后却无法“返生黄钟”。于是历代死守伶伦制律的乐官(也许更是数学家)便千方百计地寻找“返生黄钟”的办法,西汉京房的自仲吕再往下推而形成的六十律、南朝宋的钱乐之和梁的沈重在六十律的基础上继续推算产生的三百六十律就是例证。

   这并不算过分。即使追求“返生黄钟”,除却五行相生的表述形式外,在音乐学上来说也未尝没有道理,因为这毕竟为“旋宫转调”(即灵活地改变宫调)提供了方便,而自由的“旋宫转调”这一超出五声音阶的音乐运用,在很多朝代的正统雅乐中是不允许的[1]。从另一个方面说,五行和五音相生的对应关系其实也并不死板。例如徵生商,而在相应的五行中,却是火克金。这就说明,在五音和五行的对应关系中,音乐本身的特性并没有受到完全的排斥,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另一方面,五音与五行相提并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专指雅乐的。而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相和歌、清商乐及隋唐兴盛的燕乐等俗乐和雅乐的并存,则又为音乐自身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家园。

 

                        二 

 

   我总觉得魏晋南北朝的各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潜在的磨合。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这个时代并没有一种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正是酝酿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很多部分,当时已经在一个人的潜意识中组装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隋文帝。

   也许是因为隋代的时间太短,我们在如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等领域中很容易将其归入唐代的历史中叙述,然而这未必确切。因为隋代是自西晋后几百年的第一次南北统一,而地域的统一又呼唤着思想的整合。尽管隋代和唐初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基本一样,但唐太宗关心的是如何在中原确立自己的贵族血统,而隋文帝则更注重如何看待当时人眼里的华夏正统的南方文化,从而确立自己在华夏文化中的正统性。比起唐太宗来,隋文帝没有任何面对一个统一国家的经验,他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任意涂抹——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就是隋文帝对后世统一王朝的影响所在。

   在雅乐方面,隋文帝表现出一种极为奇怪的态度。开皇二年,颜之推向隋文帝进言说,太常寺的雅乐在长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下掺入了许多胡乐成分,希望能参考南朝梁的汉族传统音乐重新制定雅乐。而隋文帝却不接受,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然而到了开皇九年隋灭陈后,隋文帝却在听了陈的传统音乐后说:“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其用心很明显:既要显示自己的强大,又要自居为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然而这样一来,却使梁、陈之音处于一个很奇怪的位置:既是华夏正声,又是亡国之音。这种尴尬处境不知隋文帝想过没有?

   隋文帝实际上并不懂音乐。然而他却必须重新制定雅乐。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1于是中国音乐史上有名的“开皇乐议” 就这样产生了。其主要内容是确立黄钟一宫的正统地位,排斥旋宫转调。2于是政治权力就完全控制了官方音乐中的话语权,并在“雅乐”和“俗乐”、“华乐”和“胡乐”间划上了一条后代人难以逾越的鸿沟。

   任何一种政治权力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据,隋代“唯奏黄钟一宫”也是如此。因为以五行配五音较为稳定的一种形态是以“君、臣、民、事、物”配宫、商、角、徵、羽。其中宫音代表君主,黄钟为十二律之首;君不可有二,黄钟宫又象征了君德,所以隋文帝接受“黄钟一宫”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于此可见,五行学说在一个新的、极为实用的、与音乐本身毫无关系的层面上,为政治权力控制文化提供了依据。

   对某一种文化完全不懂的人3控制了某一文化的话语权,这实在是这种文化死亡的开始。隋唐之后,自宋代开始的历朝皇帝及其幕僚可以将一切不符合他们所谓“雅正之声”的民间音乐斥为“郑卫淫声”;可以将一切超出五声音阶的、甚至包括“先秦、先汉以来汉族音调本身即已具有的七音、八音之乐,犯调、变声之乐”统统斥为“非华夏正声”1;可以将根本无法入耳的“音乐”抬高为“中正和平”的“古乐”——我不知道中国的雅乐还剩下什么!

 

                       三

 

   然而毕竟隋代历史太短,在这种文化专制能够影响整个历史之前,它已经被一个极为开放的王朝——唐——所替代。无论是唐太宗否定音乐亡国说的自信还是唐玄宗取羯鼓解“秽”的洒脱,都体现出唐王朝对这种通过文化手段来巩固政治的轻视(尽管他们也肯定“雅乐”的仪式性作用,唐玄宗还制定了《开元礼》)。在这方面,前代学者已经有较多论述,在此不再展开,我更加注意的是从中晚唐到宋代的思想转型和近世文化专制的真正确立。

   我在一篇书法史的论文里曾写到,将书“法”抽象、僵化成“魏晋古法”、并成为全社会公认的准则就是在宋代。中晚唐那些不入流的民间书法家伪造、标榜的“古法”传说,居然能在宋代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被写进《宣和书谱》(这在贵族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见上层社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2。来自民间的新兴的精英阶层,必然将民间思想带入庙堂,并用平民化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旧时的、和当世已经没有多大现实联系的贵族文化。而为了在贵族文化面前树立自信和自尊,他们自然希望能在更古的“传统”中寻找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于是我们常说宋人的“言必称古”就产生了。

   有人把宋代称为中国文化史的的整理时期,但我情愿把宋代看作宋人建构出自己的文化史的时期。葛兆光先生在评价宋代的“道统”理论时,说过一句和我对宋代书法史的看法类似的话:“他们反复凸显那个被韩愈虚构出来的,从孔子、孟子到韩愈的真理系谱,渐渐‘弄假成真’地叙述了一个新的思想历史。”3这应当是很确切的。而且宋人又把自己建构的东西神秘化,形成了一种为了标榜自己的学识而将其封闭化的极端保守,而这种保守又成为了政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从表面上看,宋代的雅乐的确沿袭了唐代的乐制,然而赵宋王朝的特殊性在于,它已经没有了汉唐时候那种君临万国的自信与自尊,疆域的清晰化也导致了文化上的内敛。为了弥补这种心理上的缺陷,整个上层社会都迫切需要在历史中确立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于是隋代文化专制的“华夏正声”,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中被重新挖掘了出来,甚至成为近世文化专制确立的一个标志。

   崇宁二年,礼部员外郎陈暘上《乐书》言:“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4以宫喻君,如上文所述,隋文帝也是因此而采纳了“黄钟一宫”,然而隋代在黄钟一宫中实际上是采用八声音阶的5。而陈暘在这里却明确指出,雅乐只能用“五声十二律”,因为这是“乐之正也”,这就完全是用政治来解释音乐,而把即使是隋代雅乐也没有完全否定的音乐自身的变化性也排除出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解释仍和隋代的雅乐一样,尚停留在君臣宫商这样一个纯实用的立场上的话,那么以下的话就可以看出宋人的“自尊”、“自信”感之后的神秘与保守:政和三年,刘昺上书言:“五行之气,有生有克。四时之禁,不可不颁示天下。盛德在木,角声乃作,得羽而生,以徵为相;若用商则刑,用宫则战,故春禁商。……”南宋姜夔《大乐议》有言:“……徵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我们可以惊讶地看到,先秦五行学派和东汉谶纬学说直接以五行比附五音的思想再次出现了。而且这次的出现更为彻底:五行思想从一种幕后的依托走上了前台,五音从只是在五行中寻找理论依据变成了和五行的完全等同1,雅乐中的音乐特性却已经荡然无存,而完全沦为一种证明政治合理性的工具了。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宋代这种以政治解释文化进而以文化支持政治的专制思想,竟然在以后的历朝中不断得以制度化。在现存的所谓的清代祭孔音乐中,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古雅”的“华夏正声”。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中国文化真的没有断绝过吗?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真的是中国曾经有过的全部文化吗?历史上有很多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2,然而并没有引起过广泛的关注。

   五音和五行在雅乐中的不断靠近以至完全重合,只是文化专制逐渐确立过程中的一个极小的方面。文化史中有更多的问题留待我们去探索——也许只有在这种探索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文化。

 

 

                                                     

 




[1]尽管《礼记·礼运》已经提到“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但这句话本身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理解。而先秦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可以在三个八度的中心音域范围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P。8),则证明“旋相为宫”在先秦的含义和后世僵化的理解是不同的

1 上述隋文帝的话,见《隋书·音乐志》,转引自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P。194——195

2 “开皇乐议”的具体过程详见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P。193——197、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隋代的“八音之乐”》

3 虽然隋代实行唯“黄钟一宫”的乐制,然而据《隋书·音乐志》载:“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肆之,竟无觉者。”(转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P。248)可见当时连确定并提倡“黄钟一宫”的人也不懂音乐

1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P。107

2 一、宋代的印刷业比唐代发达,下层平民也有机会接触书本;二、宋代的进士大大多于唐代,殿试通过率是100%,而且通过殿试即马上授予实职;三、唐代的贵族残余到宋代已经全部瓦解:基于这几点,我才得出了宋代精英文化的主体由贵族出身变为平民出身的结论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P。183

4 《宋史》卷128,转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P。391

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P。259  隋代的宫廷雅乐,甚至有可能并没有贯彻“黄钟一宫”(见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隋代的“八音之乐》)

1 刘昺所提出的“四时之禁”即“春禁宫商,夏禁角羽,秋禁徵角,冬禁宫徵”,在唐代《乐书要录》的“旋宫图”里是全都包括的,和“一律有七声图”是不可调和的。可见此时的五音和五行就完全等同了。参看黄翔鹏《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旋宫古法中的随月用律问题和左旋、右旋》P。118-120

2 如宋人张知白就说:“今太常乐悬钟、磬、埙、篪、搏附之器,与乎干、戚、羽、籥之制,类皆仿古,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古乐岂真若此哉!”也可见当时的雅乐的确已经没有音乐性了。

2010年12月22日星期三

[让子弹飞]:允许一部分子弹先飞起来


作者:柏拉不图 | 评论(4) | 标签:姜文, 电影


《让子弹飞》无疑点燃了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蓄谋已久的激情,正是因为这激情“蓄谋已久”所以,它爆炸的时候就尤其蔚为壮观,从这一点上讲,这不是一颗子弹。这简直就是一颗炮弹!一颗导弹!!一颗原子弹!!!建议续集的片名可以沿用这一理念,《让炮弹飞》!《让导弹飞》!!《让原子弹飞》!!!总之,要炸飞电影的平庸!

纯属玩笑,言归正传。

面对着观众铺天盖地的赞誉声、各媒体头版头条的热议、几天票房破亿的奇迹,虽然有部分正人君子很是装逼的、以“色情、暴力和脏话”(呵呵,三俗啊)为借口,靠权威媒体撑腰狐假虎威的发出了几声不同意见,然而很快就被万民齐呼的“给力”声淹没了。尽管我也认为《让子弹飞》并非百分之百完美,但其缺点绝不是“三俗”上,而是姜文对普罗大众的态度上,尤其是在揭露中国人人性的丑陋时,那无所顾忌、毫无怜悯、高高在上、凌驾一切的暴戾姿态。

无论如何,《让子弹飞》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其效果竟如同那颗给了无数男人随之更给了无数女人兴福的“蓝色小药丸”一样,给口碑业已“未老先衰”的中国电影一次真正的雄起与尊严?同时也给了中国电影观众一次真正的高潮与快感?尽管部分影评人已经试图给出了答案,但是,仅用“牛逼”、“给力”、“霸气”这样的流行口语来形容这部电影显然是不够的,同样,仅用“荒诞”、“类型融合”、“CULT”这样的专业术语来解析它也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在所有的这些标签背后,真正使得《让子弹飞》有如此威力的只有两大法宝,一是想象力,一是对现实辛辣的讽刺。这两样东西恰恰是大师张艺谋的《三枪》和《山楂树之恋》所不能给予观众的,也是大师陈凯歌的《梅兰芳》和《赵氏孤儿》所不能给予的,更是那些小师们无厘头式的恶搞电影所不能给予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插科打诨式的幽默赚足了中国电影观众的笑声,在虚情假意的情感故事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后,这两样东西恰恰成了他们心中最大的缺憾与期待,同时也成就了《让子弹飞》那好的“令人发指”的口碑。既然观众对此有那么大的渴望,不如就允许一部分子弹先飞起来。

关于想象力,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是用来发现问题的,而知识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连问题都发现不了,何谈解决?恰恰是这个想象力,国人很欠缺。我们的传统、体制、教育决定了我们在想象力这一点上,就如同我们的GDP,与世界整体水平相比,一直保持着低调和谦虚的状态。中国电影每年出品几百部,有想象力的又有几部?然而,在想象力这一点上,《让子弹飞》可以说毫不谦虚。

有经验的观众都知道,一部影片开头的几个镜头就可以奠定整部影片的风格,《让子弹飞》开头的几个镜头,就证明了其在想象力这一点上,不同凡响。数匹骏马拉着火车头奔驰在铁路上,火车头上还冒着蒸汽,原来是车里的人在吃火锅。看似无厘头式的混搭,实际上体现了影片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创造力,在《让子弹飞》里,想象力创造了什么?

诗意。

如果必须要用一个词来界定姜文的电影,那这个词一定是——诗意。当然这个诗意不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式的吟风弄月,也不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式的感慨与无奈,而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式的洒脱与豪爽。诗意就是姜文影片中的荷尔蒙,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这种诗意就崭露头角,直到上一部的《太阳照常升起》,诗意指数达到了顶峰,这也是很多观众看不明白的原因。某权威媒体的那位主持人抨击姜文的电影没有逻辑性,他说的很对。不过,这与其说这是抨击,不如说这是在赞扬。诗又需要什么逻辑?套用当年凯鲁亚克评论罗伯特.弗兰卡的摄影作品的一句话来形容姜文的电影:不喜欢姜文电影的人必不喜欢诗歌。不过,在这部《让子弹飞》里,两亿的投资,已经使得姜文的诗意有了一种策略性的转变,但是诗意的实质没有变。比如,同样是影片开始姜文的那句台词:“让子弹飞一会儿”,诗意十足。实际上,这不就是源自《骇客帝国》里后来又被N多部电影所致敬与模仿的“子弹时间”么?只不过,姜文用极富诗意的语言表述出来,而其它电影却只能毫无想象力的在视觉上一味的模仿。

除了想象力之外,《让子弹飞》最让人感到过瘾的地方就是影片中对现实辛辣的讽刺。其实不用我去刻意提醒,即便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也能从影片的剧情和台词中,听到现实的回音,那些钱权的阴谋与交易,官匪的隐喻与反讽,特别是关于“站着挣钱”还是“跪着挣钱”的辩论与调侃,时刻在提醒我们,电影就是现实的镜子。所以,尽管这部电影的背景被安排在了北洋军阀时期,也挡不住观众的想象力,轻松的穿越到现实空间来。在某网站上,看到一个人的签名,“电影局审查机构的人都瞎了么,《让子弹飞》这样的片子也能通过?”我真想给他回一句,审查机构瞎了没事,观众的眼睛瞎了,那可就真瞎了。审查机构都允许一部分子弹先飞起来了,观众难道还要给现实穿上防弹衣?

当然,如果说其他的国产电影一点也没有讽刺现实,的确有些冤枉它们,其实,最近几年的商业电影中也有不少对现实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讽刺,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像《让子弹飞》这么辛辣与直接,因而观众看得也没那么痛快与淋漓。关于这一点,要说的有很多,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不如就用一句流行语来概括一下吧。

“那感觉,你懂得。。。。”,

“You know what I mean……”

讽刺的是,这句话被国外评为了最讨厌的一句话,最近在中国却成了最流行的一句话。让我不得不想起一本书的名字: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2010年1月20日星期三

[网易]苏联人如何打破审查制度

文_王晓夏

在苏联,审查制度(Censorship)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 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 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 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 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 “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 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苦楚的抗争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 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 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他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 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 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 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淫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 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 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 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变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 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 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国家的管理。”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 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淫。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 化”这些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 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 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 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在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 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 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 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 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有规律的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 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 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 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也放松了对美国之 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 台的干扰和压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苏联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 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 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志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 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 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的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巴尔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陈述,并没有打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军队机密。审查机构依旧被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 (本文来源:南风窗 ) 胡彦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朝鲜人民如何从银行取钱

朝鲜人民如何从银行取钱
很多朝鲜人辛苦一辈子,伟大国家“帮”他们存了工资的一部分,那他们又是怎么把钱从银行领出来的呢?今天就让大家体验一下朝鲜人民银行取钱的步骤。

一.写申请,
申请书也不是那么好写的,以下的理由不能写
1.不能写治病,伟大的朝鲜人民共和国医疗是免费的哈,虽然多数时候连片感冒药都找不出来给你。
2.不能写购买食物,你三餐都有国家免费供给了,还想吃成胖子?全国现在只允许三个胖子都在金家了.其实嘛,朝鲜科学研究表明:常饿肚子才有益身体健康。
3.不能写买房,算了吧,朝鲜没有房地产公司,你们房子都是免费分的,虽然一家三代人同挤在40平米的二房一厅,该满足了你。
4.不能写结婚,结婚要提倡节俭,取钱去干嘛呢?还想学资本主义拍婚纱照啊?
5.不能写做生意,想死吧,敢走资本主义道路,进监狱吧。
6.不能写买种子种庄稼,罪行如上。
…..

正确答案:围绕与金太阳有关的东西才可以申请提款,具体的看个人反应能力的,比如买主体思想的书本,或买其他什么东西来来以便学习宣传主体思想,等等借口。

二.审批。
金太阳续承了M太阳的光荣传统,很多东西都在模仿的基础上再加强。审批也是特严格的事情,取款人的单位领导或者村干部接到申请后,先把申请搁放一段时间,你急吗?急没用的,领导不急。取款人按捺不住催几下后,办事效率排名全球第三(倒数的)的领导开始慢慢翻开申请,瞄一眼,扔回去:叫你的邻居或者同志给你个革命评价,需要3个人作证,以便证实你取钱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猪蹄思想,而不是去买炸药包。到这步骤基本上有70%的人已经无法取款,因为没人敢冒着生命危险为你作证,但凡事不是绝对,重赏之下必出勇夫,只需对革命群众伸出3根手指:“取钱后分你三两大米怎么样”,马上有宁可饱死不可饿死的革命群众冒险在申请书上签上自己大名。

终于有人作证啦!且慢,还有革命大众关,取款人的申请在单位的思想报告会上或者公社队员大会上公示,以便揭露取款人可能有其他目的,一般情况下,总有些与取款人有革命意见不合的人积极揭发,断了申请人的财路,于是常常引起一番斗殴,金太阳也善于利用人与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揭老底,来保住自己的宝座。深入的贯彻了某人的“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理论,这时候,到此有85%的人无法过这一关,剩下15%的人侥幸过关。

终于惊险闯过揭露斗争关,然后再一次审批了,想领导马上签名是不可能的,领导也怕死,他不懂你取钱干什么,万一出问题,他也得死翘翘,他有这必要签吗?虽说是领导,也是享用国家每月定量的那点粮食,家里儿女一样食不果腹…说到这就好办了,申请人只需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敲开领导的门口,把积攒一个月的一斤大米伸到领导的眼前…这时会有少数意志坚定的革命干部当场拒绝,于是,90%的申请人到此为止。但意志不坚定的干部是占大数滴:给剩下的10%过关吧
三.出行
心急了吧,想马上出发吧?想都别想,别忘了你是在公社,公社没银行滴,在百里外的平壤太阳城才有银行啊,呵呵,去太阳城难度太大,比跟Z国人偷渡去米国还要难。所以只能去一般的县城领钱。,给你取钱申请书盖上章不等于给你出行证明盖章。再重复上述申请步骤,以便证明你出行不是为了去偷渡海外,不是去串联反 D….等等,95%的申请人栽在这一步了。不过还有5%的勇者啊,坚持就是胜利!
四.取款
所有申请书上终于改上梦寐以求的红章章了,领导的朝鲜文“同意”两个字犹如失散30年的老母亲写来的家书令人感动得泪流满面。今天,当存款人颤抖的双手把存款单伸进银行窗口时,那15万朝元巨款(相当于300元人民币)已经变成1500元新币,前几天还能买到三个月口粮的钱,现在还不知道还能买到什么。当然,他还不能把钱一次取完,只能取得很少的一部分。。。

(转:凯迪网络)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無綫電視劇如何(正面)呈現同志?------以2003年《九五至尊》為例

無綫電視劇如何(正面)呈現同志?------以2003年《九五至尊》為例

筆者序:香港電視劇集裏的同志形象是怎樣的?聞說盡是心理變態或入夜行凶的悲慘角色。真的嗎?曾有幸「煲」過一齣電視劇,了解過香港無綫電視的製作 流程與內在意識,並細心分析當中的同志角色與劇情安排。男、女同志形象及同性情誼如何被塑造及呈現,及同志怎樣被描述及形容,都是本文關心的地方。同時, 電視劇是其中一種受歡迎的媒體,它因而可以是反映(部分)大眾的「照妖鏡」,窺看社會的一扇窗。

睇電視,可以不是講玩的事情

  我不是電視迷。除新聞報道、《鏗鏘集》、《星期x檔案》、時事專輯或特別報道外,早於中五開始我就與電視節目一刀兩段。所以,大眾對於電視劇集 或藝人的討論,或文化人對電視受歡迎現象的分析,我都不甚理解及無法加把嘴。年初回到校園修讀杜家祁小姐的「媒體與性別意象」課,才有幸再與電視及其他大 眾媒體重新認識,細想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及重要性。於此,必須感謝她的指導。(可惜,因性別研究課程調整關係,我就無端端成為此課的最後一屆學生。)的確, 主流媒體傳遞的資訊充斥大部分人腦袋,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亦構成及左右社會性別意識的其中一種主要工具。因而,我再不敢輕視主流媒體,包括早已被判死 刑的(無綫)電視,亦深明文化人何以把電視作為研究的對象。

  拆解一套電視劇的性別意識是指定的課堂習作。做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並不算過於困難,然而,選擇哪一套電視劇及如何選取,就絕對令我這個電視白痴頭大。幸得同組兩位「電視精」同學K及同學C相助,遂以 「於香港受歡迎」及「包含男、女以外的角色」為原則,請他們選了2003年的《九五至尊》作為討論劇目。「煲劇」,是部分朋友的消閒娛樂或鍾愛之事。一齣 二十集,每集約40分鐘的電視劇,給我帶來無限驚喜之外,也帶來煎熬,尤其是一天看六集以上的日子。當初我滿以為可以兩天把20集幹掉,誰知人的容忍度與 情緒,是難以用數字計算的。因而,我對「煲劇」能手拜服不矣!看頭數集時,或因還未熟習無綫電視劇的一貫敘述方法,以外行人的目光大驚小怪地找到不少師奶 們覺得「一向都係咁架啦」的元素,慢慢,就察覺劇情不會有甚麼迂迴與破格,人物性格與意識亦囿於既定印象,而陷於困局。同組同學不時都同聲「警誡」我: 「你唔駛睇得咁仔細架!依家係睇電視劇呀!」他們的話,不禁令我想到「電視撈飯」及「聽電視」的睇電視畫面。然而,那我還可以怎樣看下去?或者,必須轉至 「為何電視劇會受歡迎?」一戰場上,換句話說,就是細想觀眾認同的是甚麼及這個社會的大部分人思考些甚麼。

  不錯,經過煲劇煎熬與小組討論匯報後,我不得不承認,一套電視劇所涵蓋的課題(話題)豐富得很(當中包括20集出不夠10分鐘卻令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老闆秘書角色,eva),亦可從多個角度來拆解一套電視劇。要談香港電視文化如何流水作業如何保守如何以抄襲自居甚至自己抄自己等,專家學者的分析比 比皆是(有興趣可看看「參考資料」一欄),甚至由我兩位同組同學來述說睇電視大的經驗,可能都比我說得動聽與豐富,我無謂在此班門弄斧。我可以說的,暫只 在於性別的議題上,或準確一點說,是一般男、女性別角色以外的形象。於《九五至尊》一劇,即是兩段同志情誼及三個同志角色的呈現。

《九五至尊》的代表性與故事簡介

  根據同學C的翻查與考證,《九五至尊》是屬於「穿梭古今時空」的稀有劇種,相似例子有《尋秦記》。《九五至尊》創下2003年最高收視的佳績, 結局篇最高錄得46點收視,平均亦有40點,平了同年《戇夫成龍》的最高收視紀錄。主角張可頤及江華分別飾演的呂四娘及雍正╱李大蝦更成為「我最喜愛的電 視角色」,張更憑此劇獲「我最喜愛的女主角」,成為視后。從而可見,當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及背後意識,都能貼近主流觀眾的看法。

  「九」、「五」及「之尊」都是與皇權相關的形容,而「九五」又有朝九晚五現代人上班時間的意思,「至尊」則連結至商業社會勝者為王的象徵。單憑 命名,已清楚指涉該劇的最大特色,簡單地把古今爭權逐利的情況結合。《九五至尊》的故事主線並不複雜。(香港的電視劇哪會複雜?)雍正於清朝時處於內憂外 患,受著各親王篡權的威脅,而(代表現在的歷史觀點的)反清復明組織又一口認定他是「狗皇帝」,密謀暗殺行動。一次微服出巡,呂四娘以刺客身份與雍正於船 上打鬥,卻遇上水龍捲,把他們二人捲到2003年的香港。二人到了另一個時空另一個地方,不但需要接受不能回到清朝及大清早已滅亡的事實,又著力重新開始 新生活。雍正以李大蝦身份來到香港,並進入了兆康建材公司。現代的大公司,是古代皇朝的另一個版本,集團主席(皇帝)、三個太太(皇后)、數個子女(太 子、公主與親王)與相關親戚(黨羽)之間明爭暗鬥。李大蝦就以其當皇帝的經驗、洞察能力及全知全能的視角,於兆康建材裏由boy做起,屢屢協助「正義」的 一方瓦解眾奸角的計謀。最後,卻不愛江山愛美人,與四娘離走他方。------沒有看過也感到當中的男性主導敘事方式,及「傳統」固定的性別形象、家庭與 情愛關係。

劇中的同志角色、形象與遭遇

  關於電視熒幕上同志的現身,總好像有點特定的形象。同志社群「出沒」的地方,無論是現實的場地、網上虛擬的空間或是傳媒大氣電波的聲音,都偶有 談及電視劇裏的同志形象------即不是心理不平衡、變態殺手,就是沒有好下場的配角(歹角?)。相比於英文台播放的外購荷里活電視劇裏豁然成為故事發 展重要一員的同志角色,無綫電視翡翠台對同志實在……狠!------儘管現在出了個滿頭同「志」疑「雲」的CEO。是嗎?事情真的如此嗎?我,當然不知 道,我哪會知道?然而,《九五至尊》的編劇與導演,對同志相對(異常)友善,非但沒有安排他們成為「衰人」或死於非命,反而塑造了頗為正面的形象及不錯的 結果。那,實是令人欣喜的;不過,電視劇始終是電視劇,總不能太過脫離大眾意識。換句話說,劇中關於同性議題的情節,充滿了大眾對同志的論述與誤解;反過 來,則可以以電視劇的呈現,映照大眾對同志的看法與態度。

  按照上述故事線發展,其實不一定需要加入同志角色,可是,現在還要是三個。何解呢?何解呢?真的要問問編劇或翻查當年開戲會議時的討論才能得 知。而當中的正面訊息,又不敢令人懷疑:情況是否如外國電視製作一樣,有同志編劇等「內鬼」?------茶餘飯後八八卦卦講是講非指指點點窺笑一番,是 睇電視的另一大樂趣。關於同性情誼的情節其實不算很多,始終這是枝線,但當中能歸納的又不算少。

1、女同志較男同志容易獲觀眾接受

  劇中有兩段同性情誼,Hugo(鄧浩光飾)與Kenneth(蘇志威飾)、Rachel(吳美珩飾)與司徒(康華飾)。前者是兩情相悅的情人關 係,後者則是一直一孿,司徒暗戀Rachel的沒結果。對於同志,劇中各人都感到不舒服及驚訝,然而,男同志的「殺傷力」遠遠大於女同志,所以,角色對男 同志的不安、難以接受程度、竊笑與憤怒都比對女同志的來得激烈------換句現實的話,即是女同性情誼情節被觀眾打電話去廣管局投訴的危險程度遠低於男 同性情誼。而有「戲劇衝突」就當然可以多做文章,所以女同志的關係部分,較男同志的來得少。

  對女同志相對「寬容」,電視內外皆是。去看看關於肛交的法例就知道,當中只談及(關心)陽具進入肛門,認定插入才是性行為的唯一模式,而完全不 承認女同志身份與女性之間性行為的存在,就知道女同志空間相對「寬鬆」。女性向家人父母出櫃(come out),家人傷心欲絕自然少不了,但最少可免卻「骯髒」及「惹上愛滋」等指控。兩個女性於街上拖手、一起上洗手間或同床過夜,可被理解為女性之間的親密 情誼。「孖公仔」情況若換上兩個男的,外人就算沒有指指點點,當事人自己可能都渾身不自在。女性無性(需要)、兩個女性一起誰也不會「蝕底」及「失貞」、 男同志就一定「亂搞後面」、涉及「不忠」及「不安全性行為」之嫌等,種種牢固想法與無根據幻想,就構成女同性情誼較容易為人接受的現象。

  劇集初時司徒作為Rachel的下屬,以好拍擋身份出現,終日與Rachel出雙入對,經常被其他角色認為他們是「孖公仔」及合作無間的夥伴。 這只是伏線。到第10集,兩人於晚上一同出差視察工程,卻遇上狂風大雨及爆胎,修車時又(不知何故)碰上色狼。雨夜濕透一同擊退色狼,成為司徒希望與 Rachel進一步發展的誘發點。值得一提的是,遇險,是要表達及強調二人彼此珍重、愛惜及保護對方;濕身,不是兩個女性互相動情的契機,卻是帶點直男對 兩個女性的情慾幻想暗示。換句話說,她們的動人她們的美色,不是要取悅對方,而是滿足電視機前的(直)男觀眾。美色,當乘上二後就可以倍增,而不必理會當 事人的性向。更有趣的是,大眾對女同志的想像「應」為一「男性化」(tomboy)一女性化,然而,現在卻是兩個長頭髮又feminine的女性走在一 起。那是對女同志的先進想像(TB其實是華人世界的同志產物,歐美同志界不盡是一樣),還是要滿足男性慾望意願的安排,抑或是此兩女性最終不會及不可能走 在一起的明顯暗示?------「都唔係一個TB一個TBG,點會走得埋一齊架!」,這配搭可能連女同志都唔buy。

2、男同志形象與直男的截然不同

  女同志的外形與生活,與一般女性無異,司徒與rachel,怎樣看也沒有甚麼不同。然而,當男同志出場,就定必需要「畫公仔畫出腸」。Hugo 出場只是幾秒時間,但涉及的同志疑雲畫面卻相當豐富。紅色跑車「(好似)好型咁」出場,然後是從倒後鏡映出他的雙眼,兩個鏡頭一正一則局部特寫他塗潤唇 膏,再回到倒後鏡看見他撥撥前額上一小撮染白了的頭髮,拍拍肩上的髮屑,才下車讓觀眾看見他的廬山真面目。至於衣著,Hugo的dress code永遠是開胸或紫色。當大公司的主管級職位,西裝畢挺結領帶是基本的衣著,但他卻從沒有領帶纏身。Kenneth亦如是,由始至終都是開胸恤 衫。(那是情侶裝的暗示?!)男性開胸(解開一、兩粒衣鈕),於現時潮流來看並沒有甚麼,但當時是03年,此安排又有否別樹一格及刻意顯露身體於其他男性 眼前之意(嫌)?即又是與性事有關。紫色,為何總與男同志混在一起水洗唔清?心水清的朋友都知道,或走過任何一個商場放大雙眼看一看都知道,純紫色的衣服 並不是潮流,也不是太多人會選擇穿著的顏色,但Hugo的恤衫總有不同深淺的紫色。除了陳百強公開說自己喜歡紫色外,我已再想不到紫色與同志有甚麼關連。

  要讓男同志形象清楚明確凸顯,最好不過及最容易的方法,莫過於把他們與直男作對比。這一點,在健身室可以清晰體現。到健身室運動,已成了不少男 性的生活部分,當然,不乏男同志。Hugo與Kenneth健身時很特別地總是穿一件頭背芯加短褲超貼身健身衣,選擇這種「奇特」衣著的人其實有多少?導 演及服裝指導卻要同志如是穿。而Hugo的兄弟與舅父,在健身室內的衣著相對平凡。Frankie(林韋辰飾)是灰色圓領T恤及短褲,Brian(蔣志光 飾)則是有領polo恤及短褲,而舅父(郭峰飾)則要「拍馬屁」靠攏,所以穿得貼身一點,多露一點。男同志是不是這樣的呢?我不敢說沒有像Hugo一樣的 男同志,但誰都知道不能以偏蓋全。同志,不是倒模出來的東西,不是個個都著重衣著,不是個個都喜歡健身,大大隻胸肌四十五手瓜粗過小腿也不一定個個基佬受 (得)落。不過,那是無綫電視劇,就是要平面化、典型化及一看就明白。

  除了衣著與打扮這些表面「證供」外,無綫電視劇也得有點「深度」。男同志,除了「有fashion sense」及「懂得打扮」外(還是只是被物質及市場牽著鼻子走、沒有任何個性卻以為自己有而已?),「專業」(professional)似乎也是男同 志的另一大「特色」。Kenneth是top designer,又是紅酒專家,生活充滿「品味」。這又是令人不解的迷思。為何男同志總是做designer一類與藝術相關的工作?為何總與(紅)酒有 關,還必須要「識飲識講」?而「品味」,就必然是這些洋化及中產化的東西?做地盤住公屋吃大排檔叉雞飯的可不可以是同志?會考肥佬入不到大學連副學士都畢 唔到業的或欠缺學歷手停口停的失業中年又可不可以是同志?人健身同志也健身,Brian挺著一個大肚子去健身,鏡頭還要由下而上交代Brian的不專業。 而Hugo,則是拿著甚麼甚麼測量儀,滿有計劃與健身教練傾談的「健身專家」------「專家就唔講得,都係有一d心得姐。」專業,又是專業,原來,同 志無論在工作或消閒時,都得保持專業的形象,怪不得男同志去旅行都要去到好似拍旅遊特輯咁,識飲識食識嘆世界。做(男)同志都幾辛苦!

  不過,很有趣的是,Hugo與Kenneth這一對,兩個都是沒有半點女性化(feminine)的表現,有違大眾認為男同志都是有點camp camp地及一個男性化一個女性化的想像。(但其實細心想想,這兩個想像是自相矛盾的。若是所有男同志都camp都女性化,哪來男性化的男同志?!)何解 呢?何解呢?又是一個令人不解的疑問。我又不禁亂想一番:那麼清楚同志社群而不是複製既定形象,該劇製作團隊中一定有「內鬼」!

3、(男)同性情慾成為被攻擊的核心

  哪一個畫面最能代表同性戀?或曰,哪一個畫面最令人感到同性戀的可怕、可惡與可憎?正是古今中外常用的------兩個裸男於床上相擁。香港電 視當然有其尺度不能亂來。所以,往往出現兩個赤膊的男子,距離極近甚至相擁(而絕不可能出現接吻,否則會被投訴!),或是蓋著同一張被子躺在床上,觀眾已 經明白那就是同性戀了。(男)同性情誼被約化成「埋身肉搏」的性事交鋒,原因十分簡單,同性之間的互生情愫、邂逅相約、共同生活,或交換彼此親戚朋友人際 網絡,很可能都與人們見慣見熟的男女之事幾近相同。而同性之間的性事則可被視為奇觀,亦是異性戀朋友無法理解的美事,作為與異性戀不同的最佳代表情節。同 時,同性戀一直被主流社會被貶抑、視為罪孽及有違道德,當中最「錯」的就是男男性接觸此等「惡猥」之事。要傳揚同志之錯,要譴責男同志之不潔,要透過引起 大眾的不安情緒來壓抑同性戀,男男肉搏就成了最佳的畫面。性事,始終是最能觸動人們神經的東西。所以,Frankie要威脅Kenneth與Hugo,非 要手持他們的情信或共進晚餐的相片,而是針孔攝錄機下的情慾場面。

  網上藝人裸照事件再轟動再被人(無理?)指罵至狗血淋頭,當事人阿嬌與陳冠希雖然疑似告別娛樂圈,人們還以為他們真的無翻身機會,誰知一、兩年 後的今天,他們又大大方方地出現於娛記的鏡頭之下,也好像再沒有衛道之事出來反對,更沒有人看見他們的樣子就聯想到其相片的噁心。倘若,「涉案」的換轉是 兩個男藝人(而不是兩個女藝人,否則可能反而令她們更紅!),社會大眾對他們的復出又會否默然(欣然)接受?

  男性這一性別,擁有社會賦予的特定權力與地位,簡單來說,就是整個世界都圍著他們轉。那是他們的優勢,但同樣是他們的壓力來源。沒有做到或沒法 子做到符合社會要求男性「應有」的性別責任,例如結婚生子,實是有機會漸漸動搖既定的社會機制。所以,男同性戀是被尖銳針對的一點,恐同 (homophobic)是維持父權社會秩序的必然要素。反一個角度說,(男)同性戀雖然不能被接受,更可能受到歧視,但熟讀性別理論的朋友都知道,越是 邊緣就越具備顛覆的潛能。世界要改變,要變得更美好,更可愛,就要靠(男)同志了!

4、眾角色面對同志時的內心掙扎與接納

a)表白與出櫃

  Rachel一直都只當司徒是好朋友好拍擋,從沒想過自己成為暗戀對象。因為Rachel與李大蝦日漸投契,司徒感到被冷落而一個人到酒吧喝悶 酒。酒醉後「自然」致電Rahcel尋求慰藉。Rahcel把司徒送回家後,還樂意讓酒醉的司徒靠在肩上。當司徒直接跟Rahcel剖白後,Rachel 先是驚慌、皺眉頭、無以對答,然後整個人後退迴避。因真的不懂得應對忽然而來的寵愛,只有抽身離開。或者,這種表白的場面適用於一般男女暗戀關係之上,但 這場表白的背後,其實亦是出櫃的情節。同志示愛,所承受的是雙重的顧慮。Rachel之後在公司不懂得面對司徒的表現,是人之常情,而可喜的是,司徒的性 身份則一直沒有受到更多的非議,最多只是被Frankie擺佈陷害大蝦於不義,做了個不情願又沒有太大殺傷力的壞人。而過了很多集後,Rachel與司徒 在一酒會上,當面言歸於好,一方不再苦纏,另一方紓解了內心的恐慌,做回好朋友好拍擋。

b)假結婚、「搞」與「正常」

  誠如上文所說,男同志惹來的爭議與反對往往比女同志大。Frankie用來威脅Hugo的CD因一次(無鬼聊)的失火小意外,被父母發現。對於 自己的性身份忽然被人擺上檯,Hugo當然難受。更重要的是其他人如何面對這件事。於第18集中,集中以數個情節(簡單地)交代了其他角色如何對待 Hugo與Kenneth的關係。

  Hugo父母發現了兒子的同性傾向後,就急召身處外地的Hugo回來對質。於岑兆康(Hugo父,秦沛飾)的書房中,只有他、Hugo、郭引娣(Hugo母,馮素波飾)及姚艷芬(岑兆康二太太,陳嘉儀飾)四人。

    郭引娣:「你(Hugo)離了兩次婚,我以為你只是挑剔。誰想到你會去搞男人,你想氣死你媽是嗎?」
    Hugo:「請你不要用個『搞』字,我和Kenneth是認真的。」
    郭引娣:「兆康,你勸勸你的兒子吧。」
    岑兆康:「他偏要這麼荒唐,我怎樣勸呢?」
    ……
    姚艷芬:「他(Frankie)跟你不一樣,他是正常的。」

同志,因為家庭的壓力(尤其是名門望族等有錢人家)及社會道德規限,到了適婚年齡就得乖乖結婚。丈夫的角色,雖可靠良好演技及按社會早已預設的該做 清單一一辦妥來圓滿,然而,男同志要與女性大被同眠做對有名有實的夫妻是怎樣的?不是感覺難受就是「做左佢就算」。枕邊人心底裏想些甚麼,朝夕共對之下又 怎能相瞞?即使不知道實際的真相,內有玄機總覺得「有點不對勁」卻是心照不宣。離婚,是可以預見的結果。只是,沒想到編劇要安排Hugo結兩次婚,他與其 妻,不可悲乎?這也反映他於大家族裏所承受的壓力何其的大,他的同志身份要收得多密。「搞」字,是形容男同志的「專有指定動詞」。無他,沒有「搞作」就算 不上是同性戀,誠如上文之所言。(甚至有些基佬口出此言)「搞」字之出現於電視劇中出現有點理所當然,想不到的是Hugo會反對用「搞」字來形容他與 Kenneth。這一來是要強調自己與Kenneth是情比金堅的「堅」,二來是給觀眾教育一下的話------儘管應沒有人會聽入耳,但有這樣的對白存 在,總是教人喜悅的。另一個常用的詞語是「(不)正常」。「正常」是甚麼?就是異性戀者眼中的異性戀,潛台詞則是一對一、年紀相約、種族相同、忠誠貞潔、 於私人環境進行性行為及會傳宗接代的異性戀情愛關係。誰來賦予「正常」權力?就是佔大多數的異性戀者。換句話說,他們定下了一套標準,寫下一張清單,人們 按照清單檢查自己的行為,集齊若干剔號的就能達標及格,就算「正常」------那根本是規管人們行為歧視異己的觀念。因而,「不正常」的人,就會被訓斥 為「荒唐」。

c)歎息、憤怒、竊笑與同志的自我天地

  身份被公開後,當然「有排佢受」。Hugo總留在Kenneth的家,訴說所承受的無理的苦。

    Hugo:「媽見到我就唉聲歎氣,大哥大嫂總是想笑不敢笑,人人都當我好像是怪物似的。還有我爸爸,自從他知道了之後,就連望也沒望過我一眼。」
    Kenneth:「他們可能只是一時不適應,對於他們來說,我們好似伏特嘉一樣,第一口是比較嗆喉嚨,但是難保日後他們喝慣就沒事了。」
    ……
    Kenneth:「我有信心,到哪裏都可以有我們自己的天地。」

哪管Hugo其實還是原原本本的同一個人,作為母親角色的,會因為其性取向而覺得兒子低人一等,前途黯然,替他擔心,父親則完全不接受,滿心憤怒, 視若無睹。父、母對同性戀的反應,都很典型。長大了的兒子是母親的寄望與生存依靠,是父親的繼承者,無論在性別、家庭角色,或事業上。兒子不能過於脫離父 母的期望。至親既憂亦怒,較疏一點的親人就採取竊笑的態度。有甚麼好笑呢?他們的笑,猶如小學生看見同學老是考試捧蛋被老師公開責備或笨手笨腳做任何時也 做不行一樣,聯群結隊排擠一些「異類」,不然,他們不會以「睇怪獸」的心態來對待一直認識的親人。最個人最私密的性事,會變成背後被恥笑的話題,不只同性 戀,還有男人「唔得」(陽萎)、被揭破嫖妓、捉姦在床、女性到處拋眉眼發晒姣、衣著性感等。笑,是嚴密監管的最有效方法。今天,有人因為同性傾向而被人 笑,他日,笑人的人可能因為另一些原因被人笑。其實,真的有甚麼好笑呢?又有沒有人細想一下自己為甚麼要笑呢?

  Kenneth這角色是相對樂觀的,卻被塑造得過於典型。他以「伏特嘉」作為同性戀的比喻,除因他是紅酒專家外,亦因此烈酒初時令人難受後來會 被慢慢習慣的特性。他最後更信心十足地說,同志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聽起來的確是有希望,讓電視機前的同志觀眾帶來一點慰藉。可是,怎樣的同志才能 找到自己的天地?電視畫面提供的,很可能是有「品味」、有事業、「專業」及會喝伏特嘉的中產、有學識及沒有家庭包袱的同志。因為Hugo已無處容身,他們 當時計劃放棄香港的一切遠赴巴黎。你看,有經濟能力的才可以做個自由自在的同志。電視劇歸電視劇,現實歸現實。為口奔馳的同志多得很,即使憑自己能力走到 一定位置的同志,又是不是盡是沒有家人牽掛、只有同性伴侶的孤家寡人?同志可不可以不是脫離家庭、脫離社會的完全獨立個體?幸而,該劇往後的答案是:「可 以。」

d)傳統與新、以科研作證及胎記

  凡有「危機」,大蝦總成為劇中的超然救星。他與Rachel見父子關係不妙Hugo準備遠走他方從此一去不返,故跟岑兆康午膳,挽救這段關係。

    大蝦:「你寧願有個不是太滿意的兒子,還是失去這個兒子呢?」
    岑兆康:「可能我真的老了,在傳統觀念上,我很難改變自己,很難接受新事物。」
    大蝦:「我也明白,最初我也無法接受。真到我看到科學研究,它說原來大部分的同性戀者都是受到基因的影響,甚至於他們的性取向也是天生的。放是我就在想,若是二公子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那我們是否不應該怪他呢?」
    大蝦:「若然有些傷口不是自己造成的,甚至於它根本不是傷口,只是胎記我們是否不應該在上面再踢一腳?」

「傳統」與「新」是個對比,亦是不少人口中用來形容同性戀的(僅有)觀念。「傳統」就是異性戀,「新事物」就是同性戀。雖然,非歐美地區的性別理論 學者總是強調,同性戀觀念是歐美地區學者於當代建構出來的觀念,然而,請不要把這論調與「同性戀是新事物」的概念混淆。學者提出的,不是說同性戀一直不存 在,相反,此事自古以來歷史悠久。他們要說的,是命名、形容及談論同性戀的方法、觀念與框架,是現代世界語境形成後的產物,亦是性別運動者與學者爭取平權 運動的一套共通語言,共同理念。簡單地舉一個例子,中國以前並沒有「同性戀」(homosexuality)這個與「異性 戀」(heterosexuality)相對詞,但會有「龍陽」、「斷袖」等數以十或百計的形容,當然也有數之不盡的同性行為紀錄。同性戀與龍陽,當中的 意思與指涉的語境,截然不同。而現在我們信奉的觀念,其實大多數都是舶來的,大如資本主義及城市發展。請別因為同性戀等概念與性事相關,就以另一套標準來 接收或拒收。香港人不是常說自己接受能力高、彈性大、適應能力強,並引以自豪的嗎?

  電視箱裏的同志議題,是敏感的。要怎樣解話,讓岑兆康及觀眾接受,的確是考驗大蝦與編劇的功力。「天生」,就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亦洗去Hugo 選擇伴侶性別的對與錯問題。這論調,幾近兒子天生有缺憾,我們再無謂因為這缺憾而加以責備。這的確可以令人釋懷,緩衝了同性戀帶來的不安。然而,其實我們 沒有解決到「選擇」的問題。換句話說,若這不是天生的,「選擇」會否仍被接納?同性戀,在科學家「天生」的觀點上被認同了,但人們對此事的本質有沒有改 變?香港人都相信科學,或曰,被西方思想洗禮下的世界,都相信科學。科學是個權威,科學家、醫生、天文學家等說一句話,我們只有聽或不聽,而沒有信或不信 的可能。同性戀是不正常的說法,也是(宗教或道德)權威告訴我們的。女性主義者告訴我們,要認真思考權威的話,才去相信或反對。科學家,在他們眼中,也只 是建構及左右性別觀念的角色。科學理論與實驗,何等男性中心及直男主導,早已有不少女性主義者質疑過了。不過,以「胎記」來代替「傷口」的說法,聽起來很 能讓人接受,最少,它改變了同性戀為負面事情的標籤,儘管那的確可能是個傷口。而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連胎記也會隨年歲長大而退卻。

e)重新理解及迴避現實

  無綫電視劇就是如此簡單,大蝦說一下,岑兆康就立即想通,還邀請Kenneth到家作客吃飯,快過打針。同志接受自己的同志身份需要一段不短的 時間,衡量出櫃與否及怎樣出櫃,也可能熬得一年半載。接受以前從不能提及的身份需要時間,認識此事及學習怎樣相識更需要時間,不過,一切的煩惱在電視劇裏 都可以省卻。畫面一轉,就是Hugo帶Kenneth回家的一幕。

    郭引娣:「(十分緊張,坐立不安)我從未請過這種……我未見過kenneth的。」
    舅父:「姐姐,專家說同性戀者只是性取向不同而已,其他和普通人都一樣的。」
    姚艷芬:「大姐,你就當hugo交個新女朋友吧。」
    Tina(Brian妻,譚小環飾):「婆婆,不如乾脆收kenneth為乾兒子。」
    Brian:「你說應該當他是同性還是異性呢?」

作為母親首次見兒子的(真正)情人,緊張在所難免,而兒子的情人是男性,此經驗更是「前所未有」。不懂得述說,是「正常」的,而學習述說更是他們應 該走過的一步。怎樣相處?不知屬何學術範圍的「專家」又忽然出場,另一邊廂,眾人又在討論把Kenneth當作是「同性還是異性」的問題上。人們思考的角 度,總離不開「女朋友」與「乾兒子」的兩性概念之上。一「男」一「女」是既定的模式,不能改變,而Hugo在他們眼中是「兒子」,所以必然是「男」。其 實,為何如此複雜,或硬要把他們兩人套在異性戀的關係之下?他們就是一對男同性伴侶,簡單不過。可是,如何命名與形容,的確是我們現在需要處理的課題,不 但是同志伴侶的家人朋友要面對,有時連同性伴侶本身,也有點不知如何處理的時候。無他,同性關係在既定的異性戀家庭制度之中,從來都沒有位置(不是不曾存 在)。要處理,就得自己動用創意根據不同的家庭環境來處理,而並不是如劇中的討論,有頭無尾無疾而終。早前有「胎記」代替「傷口」的解決方案,現在為何沒 有,而一切歸於沉默?

後記

  解剖電視節目,真的好玩,卻是死去活來。所以,我想之後我都不一定會寫出這類文章,因為「煲劇」活動真的不是我杯茶。到底,香港電視箱裏,同志 是怎樣被呈現,是被接納的同志(伴侶)居多,還是變態殺手心理不平衡的悲慘角色多?我真的不知道,還望具備性別意識與觸覺的電視迷,逐一點名與指正。不 過,經此一役後,對於娛樂圈的動態與事件,我會學習多點留意,也會懂得細味觀眾的聲音與觀點。

部分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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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惠英:〈樂天知命的電視劇〉,載於梁秉鈞編:《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第一版第二刷,1993年),頁1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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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楊新敏:《電視劇敘事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
13. 趙來發總編:《文化現場》(專題:電視文化,仲關你事!),第10期(2009年2月),頁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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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鮑偉聰:《生曬電視劇》。香港:CUP出版,2005年。
16. 鍾劍華:《香港觀眾眼中的諷刺性電視節目研究報告》。香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2003年。
17. 羅貴祥:〈居住空間與家庭意識------港台劇集的轉變〉,載於羅貴祥:《大眾文化與香港》(香港:青文書屋,1990年),頁95-106。

2009年7月9日星期四

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心态

发表于 2009-03-30 14:34:19 类别:历史

(来自:天涯-闲闲书话;来源:军盟中文网)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

有理由对“80后”一代怀抱希望 / 李对龙


这几天看到网上又热议起了“80后”一代的“前途”问题,而且观点呈现出两极化的分歧:褒奖者认为“80后”将是“有望名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一代国民”,贬斥者则认为“80后”“是垮掉的、未断奶的一代人”。作为“80后”的一分子,我初看这些高昂的论调时不觉惶惶然,颇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但闲暇之余思付一下,又觉得论者的高昂与自己的惶惶然都有点好笑,不禁哑然,也算是借机舒缓了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

代际划分虽不免概念模糊,但在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波诡云谲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划分的确充满现实意味而容易被人接受。“80后”一代,即是出生于方兴未艾的 80年代,成长于泛物质化的90年代,个人价值观形成于多元化的新世纪网络时代的这么一群人。学术化一点说,我们这代人是真正地生长于“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党天下”解体之际,也即中国的“后极权时代”。而且这样一个恐怕空前绝后的特殊时代,也的确给我们造成了独特的影响。

如今我们已纷纷开始步入青壮年时期,即将成为社会的支柱,加之我们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历尽苦难的中国人自然格外关注我们这代人的发展。“最伟大的”或“垮掉的”——谈论我们这代人,我无意于高昂的宏篇大论,也并非是要给予赞同或否定。我敬为师长的余世存先生有篇评论年轻一代的文章:《有理由对 “七六”一代怀抱希望》,虽笼统地将70年代中后期生人与“80后”一代囊括起来谈,但主要还是对后者的中肯评价。

言者谆谆,我很同意余先生对这代人的特征描述。概括言之,首先“这代人依然同政治难解难分”。尽管我们成长的环境政治色彩已日趋淡化,但我们名义上仍是“ 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自小便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印象,我们耳濡目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知道“四有”新人,听说过“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马列毛邓”是我们课堂上的必修课。但是,“这代人却又与政治离心离德”。在这个“后极权时代 ”,政治运动不再肆虐张扬,集体威权已退却,权力膜拜已不再,政治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我们学习政治课也只是为了取得学分。虽然我们仍没有提出不同政见的自由,但我们也可以做出不参与政治的选择。我们不拘泥于规矩方圆,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体验”,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生存目的。我们这代人,“至少今天既未显示出代的意识,也未表现出代的整饬意味来”。

其次,“这代人当然不自卑,却也谈不上自信”。无须多言,相较前代人,空前绝后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在家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宠溺,90 年代后物质的丰饶也让我们得到了充分的滋润。我们整体上享受着全面而现代的教育体系,我们的信息获得更加快捷而方便,我们很容易接受新知新事新动向。但是,这代人也并不自信,这点我想也只有我们自己才有切身的体会。我不知道那些论调高昂的前辈们是否仔细想过,在大学扩招,在巨大的人口基数,在官权、父权的潜规则丛生,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泡沫时隐时现这种种的社会大背景下,“80后”一代已经朝着社会纷至沓来。我们首先得学会生存与立世。我们许多人为寻求一份工作而疲于奔命,我们许多人享受着何其低的工资却承受着何其高的物价。娇生惯养的我们、听惯了社会主义文明高调的我们,当赤裸裸的社会现实骤然呈现,只感觉犹如被从天堂抛入了地狱,一时不知所措。

“80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余先生谓之“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文坛、国家、学问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但需要补充的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其根基与归宿仍是公共责任,我觉得“80后”一代整体上恰恰缺乏这种公共责任心。这份“自我”可以使这代人摆脱俗世的束缚,却也无法创造出普世的福祉。自我与自私,仅一步之遥。如果没有起码的公共责任心,“争个人的自由”也并非就会等同于“争社会的自由”。

“80后”是缺乏理论素养、难有宏观价值坚守的一代。这代人拒绝一切教条的灌输,也很难忍受理论研究的寂寞与枯燥,以及思辨与求索的劳苦。这代人因此而不会盲从于任何理论与主义的狂热,却也缺失了理论素养来作为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根基。这代人的认识与观念往往感性大于理性、随意大于缜密,这终使我们整体上难以形成能够影响时代和未来的宏观价值体系。年轻的才气也许会带来偶然的闪光,但若没有内含的理论素养与价值坚守,一切终将流于浮躁。“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余先生将韩寒的这句话作为这代人怀疑精神的典范,这实在是我无法苟同的。诚然这样的言论彻底地否定了“反”的东西,但却也带不来任何“正”的东西。如果这种观念泛滥开来,这个社会将会陷于虚无与空泛。

但是,如余先生所言,“这一代人在对宏大叙事的放弃中,关注了身边具体而微的事务。他们关注公益、慈善,关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弱势保护,从不掩饰自己的声音。”“他们无目的地合目的性行为,比起我们主题先行式的人生投入来,于人于己也许更有成效。”对理论与价值的漠视,也恰恰使这代人不会束缚于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大道理。这代人的特立独行虽让许多前辈们看不惯(比如韩寒,比如刘荻),但这未尝不是一种有别于他们的对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且,我一直认为,消极对抗也是一种对抗,“80后”一代整体上表现出的对政治的不合作态度,这一代人个性的张扬、多元化的追求,也是对当政者的打击、对专政统治的瓦解。

余先生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不无忧虑也不无期望地说:“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如果他们的汉语写作不能服务于国家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格养成,那么,虽然他们比胡适、余英时们更易进入国际社会生活,但他们的成就难以望胡、余之项背;个人或代际的命运自我规定,或许无关他人,但文明、大众、社会的福祉高低却也因此决定了。胡、余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之所以有此光芒,因为他们有文明的自觉、有我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有推进同胞个性福祉的圣贤用心。我国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说,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还不得而知。至少,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

这就是“80后”一代。我们出生并成长于二十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迈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下来的两、三个十年,社会与时代将以我们这代人为主导。我想这时的中国将会全面进入由极权专制到民主自由的过渡期(我谓之由“后极权时代”步入“前民主时代”,比如今日的台湾和韩国)。过渡期的我们,也许难有登峰造极的完美缔造,但我们的每一步细微而扎实的迈进都将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理由对“80后”一代怀抱希望,仅此而已,又远非如此。

2007年9月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

撕破華麗表象 挖出內中政治含意

《滿城盡帶黃金甲》深度評
撕破華麗表象 挖出內中政治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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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影評
撰文 林超榮 Tungstar提供圖片
2006/12/22, 週五

Image 要了解張藝謀《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深層意義,必須從黃巢這兩首詠菊的詩開始── “颯颯西風滿園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 (《題菊花》),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不第後賦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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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潤發這一個皇,喜怒無常,顯現出父權的可怕。


唯一出路就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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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兒子在父權的陰影下,他們不得不反,反的形式不同,反的目標也不同,總之,他們的父親迫得每一個都不得不反。
借用了黃巢《不第後賦菊》這一首反詩最後一句作為片名,再加上菊花和九月九日重陽的象徵, “作反”就是《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骨架。

張藝謀在鼓勵作反,三個兒子在父權的陰影下,他們不得不反,反的形式不同,反的目標也不同,總之,他們的父親迫得每一個都不得不反。

為 了更進一步明白張藝謀的心意,便得思考另一個問題。張藝謀說這一部《滿城盡帶黃金甲》故事大綱源自曹禺的成名作《雷雨》──一部標誌著五四時代追求自由、 反封建又反專制的劇作,為甚麼他要拍《雷雨》?他將大家庭的倫理糾結搬到皇室裏去,那一重政治暗喻,叫人無法不屏息靜氣。

他借古諷今有所寄託,《雷雨》舞台劇中,上一代的錯誤帶來下一代的悲劇,沒有自由的下一代,兄妹亂倫,走上了自我毀滅之路。這一個家搞散了,那麼一國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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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潤發這皇要為鞏俐演的后下藥治病。“藥”這一個象徵,由頭貫串到尾,表面是治病的藥,其實是一種“毒藥”,使到吃的人神志不清。
單是用了黃巢的反詩與及曹禺的《雷雨》,你無法不佩服張藝謀根本不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他擺明車馬,就是要揭示專制皇朝的穢亂不堪,真正災禍就是父權專制一手造成,唯一出路,就是“反”。

電影中描寫父權的可怕,拍出了《雷雨》開場第一幕:“傳說一個幽靈在周家出現……”周潤發這一個皇,喜怒無常,高深莫測,故作神秘,預定時間班師回朝,忽然又改變主意,讓眾人等候一夜,要殺個措手不及。


被灌毒藥的文化象徵

皇和后貌合神離,彼此間冷言冷語,缺乏溝通,非常明顯就是一對錯誤結合的怨侶。周潤發這皇要為鞏俐演的后下藥治病。“藥”這一個象徵,由頭貫串到尾,表面是治病的藥,其實是一種“毒藥”,使到吃的人神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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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俐這母后一角可是代表了中國文化?
關於藥,不難想到了五四時代魯迅的短篇傑作《藥》,迷信用人血饅頭來治病,最後是用了刑場上革命青年的血,這是不會治好病的,魯迅對中藥深痛惡絕,他的父親就是給“中藥”害死的,他自已是學西藥的,但卻無法改變當時國人食中藥的習慣。

在這一層象徵中,中藥是“迷藥”,是殺人不見血的“文化毒藥”。關於“中藥”的延伸意義,是源自當年進步青年渴求文化改革所用的象徵,不要拉到今日與現代中藥相提並論。

如果鞏俐這母后(本是梁國公主)一角是代表了中國文化,那麼周潤發的王便是竊權奪國,一手搶她回來,再以毒藥灌之。

二子周杰倫之作反,是不想母親被灌毒藥,他是新青年,由外戍邊回來;大兒子太子劉燁性格陰柔,他不是明反,而是暗反,與繼母私通;三子最是血氣方剛,最後也走上了反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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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兒子也反,大王周潤發一手撕開他的衣服,內中,也是一具黃金甲。
各有反的原因,滿城盡帶黃金甲,不是望求金碧輝煌,滿城富貴,當我們見到了最小的兒子也反,大王周潤發一手撕開他的衣服,內中,也是一具黃金甲。

那就證明父權的可怕,高壓專制下,其實每個人在王子的華衣裡面,都暗藏一具黃金甲,所謂黃金甲──即是“作反”。


正言若反譏諷處處

你可以說張藝謀向前貫串了《大紅燈龍高高掛》的主題,父權之下,作反只有死路一條;也可以說,張藝謀延伸了《英雄》的主題,你要反,只不過是破壞,於事無補。但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不同的是,戲中三個兒子反了,皇的下場亦不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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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如海,人心不寧,繁榮表象下隠藏殺機。
他平亂之後,血洗廣場,再來一段節慶歌舞,故意拍得有如張藝謀導演的《杜蘭朵》,有心人一看,就是諷刺專制獨裁國家最慣常用歌舞昇平粉飾太平的手段,正言若反,笑裡藏刀,譏諷處處。

不 得不提醒觀眾,其中提及“節氣時辰”,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那是顯示獨裁者控制你每一個時間,你的喜你的悲,飲食起居,正如開場時,周潤發講出外方內圓的所 謂規矩,沒有人可以破壞,你看到,那一個個圓,那一個個方重重框框,真的夠諷刺,他的圓或方,沒有一定成規,只是由他詮釋,才是規矩,獨裁如斯,夫復何 言。

難怪周潤發最後找周杰倫說:“朕,沒有給你的,你不能搶。”對照今日的隠示,呼之欲出──我不給你的,就不能擁有,包括自由、民主、權力、溫飽。

《滿城盡帶黃金甲》可以說是張藝謀上乘之作,他駕馭大場面,已經是中國電影導演之冠,加上電影深藏之含意,令電影提升到與眾不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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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俐穿上黑衣,卸下華妝,耐人尋味。
刀光劍影,血腥暴虐,在娛樂背後,可有另一番文化、政治、歷史的解讀,令人拍案叫絕。

電影寄託了黃巢反詩,秋來九月八殺入長安,重陽節危機四伏。祭祖之時,除了重九,還有清明,每年清明,都得提防出事,都得重門深鎖,戒備森嚴。祭祖和作反聯結在一起,政治諷喻,呼之欲出。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

半篇好文

在现代性的魔掌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暴民 / 关天网刊
2008-05-25 18:39 | 阅读(229) | 标签: 野航

野航

记得多年前,在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那天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而奇怪的梦。我梦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脸的和颜悦色,正和我亲切地交谈着什么。她似乎意在就什么事寻求我的谅解,而我也似乎能够明白她的意思。正当我就这个梦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传来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消息,而对南联盟动武政策的推动者,正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很快,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针对美国使馆的抗议活动,一些抗议活动很快升级为暴力袭击。  

  尽管,在我的周围,是一片激愤的情绪,我还是比较冷静,觉得误炸的可能性很大。在一位同事的怂恿下,我决定去市中区看看游行的情况。  

  一到市中区,一卷入游行的队伍,我就强烈地感到愤怒的情绪就像滴进清水中的墨汁般迅速扩散开来。我也不可抗拒地被这种情绪抓住了。游行队伍经过美国领事馆的时候,我看见几排武警战士组成的人墙守卫着美领馆的大门,空气中充斥着暴力的气味。美领馆里,一片狼藉,到处是被焚烧、被袭击的痕迹。此时,我感到了我心中也似乎升起了一种不受理性支配的、汹涌澎湃的愤怒情绪,我似乎也想拾起一块石头,向美领馆砸去。  

  游行队伍到了另一条街,我看见一小青年站在路边,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写着“USA,fuck you”的字样。每当有白种人经过,那小青年就朝他们竖起中指,愤怒地大喊:“fuck you”!也不管那白种人是否来自美国、是否是奥尔布赖特政策的支持者。  

  回到单位上,单位很快也组织了一场“学习胡副主席就大使馆被炸事件讲话精神”的活动,并借此由头大吃了一顿。当然,在饭桌上、在嘴里大嚼着肥得流油的鸭子的同时,我也适时地不免对“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愤怒”地“声讨”了一番。当然,说老实话,我此时心头是不怎么愤怒的,相反,我一边嚼着鸭子,一边对我曾经感到的和周围的人们那显得有些做作的“愤怒”,生出一点点的反思来。  

  我想,要不是武警有效的控制了局面,在游行的现场,我沦为“暴民”的可能性或许是很大的。倘若我真的沦为了暴民,我所愤怒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吗?  

  恐怕不是。“美帝国主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真是太远了,我们恐怕对切身受到的一次商业诈骗所产生的愤怒要远远大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然而,我们通常并不对伤害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不良商家发动袭击,却对一个很大很空洞的符号发起袭击,这是为什么?  

  再则,当我们对所谓“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愤怒之际,这个被叫做“美帝国主义”的符号到底是触动了我们那根神经、哪个情结,以至于我们会突然之间,就可以从平和地过着小日子的、并不怎么关心国际时事的小老百姓变成野兽般怒不可遏的反美暴民?

  多亏那嚼在嘴里的那只香甜可口的烤鸭,让我琢磨出了一点门道。

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尽管生活有种种不如意,这世界还是给了我们这具活着的肉身许多的甜头的。然而我们仍然似乎心中隐藏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我们可能会为这些愤怒情绪寻找许多站得住脚的具体理由,但细细地推敲下去,这些理由又是一点也不充分的。因为有许多比我们遭遇更加恶劣的人却似乎抱怨得比我们更少。比如:一个白领的薪水从五千降到了三千,一个农民工的薪水从五百涨到了六百。前者似乎比后者的愤怒程度要大得多,而这种愤怒是很不合理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服前者不愤怒。可见,愤怒不是一个必然与生活水平高与低相关的问题。那么,愤怒是一个与什么东西更相关的问题呢?  

  愤怒是一个与人的存在感相关的问题。而现代人的愤怒的本质,就是现代人在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所满足的同时,他们的存在感却被极大地损害、摧毁了。  

  现代生活方式是这么一个东西———它通过现代传媒以及现代社会运作模式塑造着一个似乎合情合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在作为消费者享受着“上帝”般的讨好的同时,人的主体性早已被一个庞大的商业机器置换成其中一个高速转动的零件。人是及其需要是被设计出来的,而设计者就是这台庞大的商业机器。人就其本性而言,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属于人性的需要的。比如宗教的需要、伦理的需要等等。现代化这个庞大的商业机器好像并不否认这种需要,它甚至批量地贩卖这种需要。但它的机械属性不可避免地要把本来是出于天然的人性本然的需要纳入到它的工业化、可批量生产、可批发以赚取利润的轨道上来。就这样,人出于本性的需要经商业社会的重新塑造不可抗拒地蜕变成了一种机械地表态和作秀,并因货币的计量而获得其异化了的存在感。人种种需要似乎因此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都获得了满足,可在获得满足的同时,人们似乎又总觉得不那么对劲儿,或者说,人们感到自己的需要只是“似乎”被满足了,而实际上却是被剥夺了。而剥夺者,就是那个似乎在满足你,却暗中抽取了你存在的本质的东西;似乎成就了你的自我,却暗中偷走了你的自我的东西!  

  我前年去拉萨旅行,仅仅从与导游的接触中,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竞争压力在折磨着她。感到她似乎处在分裂与崩溃的边缘。在一种严酷的存在竞争的环境中,如果她不狠下心来与当地一些经营旅游产品的商家合伙宰客,则她将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如果她放手与那些商家狼狈为奸,有似乎安顿不了自己的灵魂。因此,她一边把我们这些游客引进各种商业圈套,一边暗示我们那是个圈套。我能感受到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的那种矛盾心理与痛苦。我当时心想,一个拥有众多虔诚的佛教徒的圣城,却成了一些惟利是图的人追逐利益的战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分裂。我不知道那位导游将怎样解决她自己身上的这种分裂,然而这个城市的分裂,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更深入一点的看,这个城市的人文价值,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拉萨的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问题;那位导游的痛苦,是所有生活于现代性的魔掌中的人的痛苦。  

  现代消费文化,就是一种最广泛地在人们心中制造分裂的文化!就是一种将人推向最深刻的愤怒的文化!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人虽然可以算作人,但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早以被那庞大的商业机器置换成一个可以被商业利润和政府的GDP所标识的空洞符号;虽然人的各种需要可以被满足,但那被满足的主体早已被粗暴地置于仅仅作为一具肉体的地位,而这具肉体的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在那庞大的商业机器的数据库里成为一个数字而已。而这种最大规模的对人的主体性的掠夺必将极大地挫伤人那源自人性最深处的存在感。  

  当人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一面被抽空而只剩下作为外在与自己的一个被它者所给与的符号性身份而存在的时候,那被放逐的主体性就会充满了愤怒,并在无意识里不停地寻找着爆发点。

  什么东西可以正好充当这个爆发点呢?就是那些表现得傲慢地、被认为是现代商业社会强权一端的代言人并把它们的傲慢与强势发挥到极致的东西。而偶发性事件则为之提供了一个恰好的以供其宣泄愤怒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的“误炸”会引发我们极大的愤怒并让我们沦为暴民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对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满怀愤怒的原因。在现代性这个魔鬼撒旦的的手掌中,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存在感的被最深刻地侵犯而沦为暴民!  

  身处现代性这个魔鬼撒旦的巨大骗局中的人是必然会满怀愤怒的。因为现代性空前地剥夺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而人的愤怒也借着各种理由表达这自己的诉求。在宗教的领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在民族、国家的领域就是分离主义,二者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恐怖主义。  

  我由此似乎对我做的那个和奥尔布赖特对话梦的含义似乎有所理解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似乎是注定了的,因为在现代性的处境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可供投射其存在性愤怒的对象,而每个人都必然地将现代性生态中强势的一极视为其投射存在性愤怒的对象。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几乎是很小的,除非在现代性的魔咒暂时解除后的、人进入自己无意识的最深处梦境中的时候。

    愿上帝宽恕我们人类所背负的深重罪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