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允许一部分子弹先飞起来

作者：柏拉不图 | 评论(4) | 标签:姜文, 电影


《让子弹飞》无疑点燃了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蓄谋已久的激情，正是因为这激情“蓄谋已久”所以，它爆炸的时候就尤其蔚为壮观，从这一点上讲，这不是一颗子弹。这简直就是一颗炮弹！一颗导弹！！一颗原子弹！！！建议续集的片名可以沿用这一理念，《让炮弹飞》！《让导弹飞》！！《让原子弹飞》！！！总之，要炸飞电影的平庸！

纯属玩笑，言归正传。

面对着观众铺天盖地的赞誉声、各媒体头版头条的热议、几天票房破亿的奇迹，虽然有部分正人君子很是装逼的、以“色情、暴力和脏话”（呵呵，三俗啊）为借口，靠权威媒体撑腰狐假虎威的发出了几声不同意见，然而很快就被万民齐呼的“给力”声淹没了。尽管我也认为《让子弹飞》并非百分之百完美，但其缺点绝不是“三俗”上，而是姜文对普罗大众的态度上，尤其是在揭露中国人人性的丑陋时，那无所顾忌、毫无怜悯、高高在上、凌驾一切的暴戾姿态。

无论如何，《让子弹飞》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其效果竟如同那颗给了无数男人随之更给了无数女人兴福的“蓝色小药丸”一样，给口碑业已“未老先衰”的中国电影一次真正的雄起与尊严？同时也给了中国电影观众一次真正的高潮与快感？尽管部分影评人已经试图给出了答案，但是，仅用“牛逼”、“给力”、“霸气”这样的流行口语来形容这部电影显然是不够的，同样，仅用“荒诞”、“类型融合”、“CULT”这样的专业术语来解析它也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在所有的这些标签背后，真正使得《让子弹飞》有如此威力的只有两大法宝，一是想象力，一是对现实辛辣的讽刺。这两样东西恰恰是大师张艺谋的《三枪》和《山楂树之恋》所不能给予观众的，也是大师陈凯歌的《梅兰芳》和《赵氏孤儿》所不能给予的，更是那些小师们无厘头式的恶搞电影所不能给予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插科打诨式的幽默赚足了中国电影观众的笑声，在虚情假意的情感故事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后，这两样东西恰恰成了他们心中最大的缺憾与期待，同时也成就了《让子弹飞》那好的“令人发指”的口碑。既然观众对此有那么大的渴望，不如就允许一部分子弹先飞起来。

关于想象力，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是用来发现问题的，而知识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连问题都发现不了，何谈解决？恰恰是这个想象力，国人很欠缺。我们的传统、体制、教育决定了我们在想象力这一点上，就如同我们的GDP，与世界整体水平相比，一直保持着低调和谦虚的状态。中国电影每年出品几百部，有想象力的又有几部？然而，在想象力这一点上，《让子弹飞》可以说毫不谦虚。

有经验的观众都知道，一部影片开头的几个镜头就可以奠定整部影片的风格，《让子弹飞》开头的几个镜头，就证明了其在想象力这一点上，不同凡响。数匹骏马拉着火车头奔驰在铁路上，火车头上还冒着蒸汽，原来是车里的人在吃火锅。看似无厘头式的混搭，实际上体现了影片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创造力，在《让子弹飞》里，想象力创造了什么？

诗意。

如果必须要用一个词来界定姜文的电影，那这个词一定是——诗意。当然这个诗意不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式的吟风弄月，也不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式的感慨与无奈，而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式的洒脱与豪爽。诗意就是姜文影片中的荷尔蒙，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这种诗意就崭露头角，直到上一部的《太阳照常升起》，诗意指数达到了顶峰，这也是很多观众看不明白的原因。某权威媒体的那位主持人抨击姜文的电影没有逻辑性，他说的很对。不过，这与其说这是抨击，不如说这是在赞扬。诗又需要什么逻辑？套用当年凯鲁亚克评论罗伯特.弗兰卡的摄影作品的一句话来形容姜文的电影：不喜欢姜文电影的人必不喜欢诗歌。不过，在这部《让子弹飞》里，两亿的投资，已经使得姜文的诗意有了一种策略性的转变，但是诗意的实质没有变。比如，同样是影片开始姜文的那句台词：“让子弹飞一会儿”，诗意十足。实际上，这不就是源自《骇客帝国》里后来又被N多部电影所致敬与模仿的“子弹时间”么？只不过，姜文用极富诗意的语言表述出来，而其它电影却只能毫无想象力的在视觉上一味的模仿。

除了想象力之外，《让子弹飞》最让人感到过瘾的地方就是影片中对现实辛辣的讽刺。其实不用我去刻意提醒，即便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也能从影片的剧情和台词中，听到现实的回音，那些钱权的阴谋与交易，官匪的隐喻与反讽，特别是关于“站着挣钱”还是“跪着挣钱”的辩论与调侃，时刻在提醒我们，电影就是现实的镜子。所以，尽管这部电影的背景被安排在了北洋军阀时期，也挡不住观众的想象力，轻松的穿越到现实空间来。在某网站上，看到一个人的签名，“电影局审查机构的人都瞎了么，《让子弹飞》这样的片子也能通过？”我真想给他回一句，审查机构瞎了没事，观众的眼睛瞎了，那可就真瞎了。审查机构都允许一部分子弹先飞起来了，观众难道还要给现实穿上防弹衣？

当然，如果说其他的国产电影一点也没有讽刺现实，的确有些冤枉它们，其实，最近几年的商业电影中也有不少对现实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讽刺，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像《让子弹飞》这么辛辣与直接，因而观众看得也没那么痛快与淋漓。关于这一点，要说的有很多，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不如就用一句流行语来概括一下吧。

“那感觉，你懂得。。。。”，

“You know what I mean……”

讽刺的是，这句话被国外评为了最讨厌的一句话，最近在中国却成了最流行的一句话。让我不得不想起一本书的名字：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网易]苏联人如何打破审查制度

文_王晓夏

在苏联，审查制度（Censorship）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 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 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 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 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 “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 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苦楚的抗争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 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 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他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 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 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 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淫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 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 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 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变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 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 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国家的管理。”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 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淫。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 化”这些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 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 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 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在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 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 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 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 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有规律的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 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 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 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也放松了对美国之 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 台的干扰和压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苏联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 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 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志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 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 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的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巴尔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陈述，并没有打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军队机密。审查机构依旧被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 (本文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