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心态

发表于 2009-03-30 14:34:19 类别：历史

(来自：天涯-闲闲书话；来源：军盟中文网)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有理由对“80后”一代怀抱希望 / 李对龙

这几天看到网上又热议起了“80后”一代的“前途”问题，而且观点呈现出两极化的分歧：褒奖者认为“80后”将是“有望名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一代国民”，贬斥者则认为“80后”“是垮掉的、未断奶的一代人”。作为“80后”的一分子，我初看这些高昂的论调时不觉惶惶然，颇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但闲暇之余思付一下，又觉得论者的高昂与自己的惶惶然都有点好笑，不禁哑然，也算是借机舒缓了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

代际划分虽不免概念模糊，但在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波诡云谲的社会大背景下，这种划分的确充满现实意味而容易被人接受。“80后”一代，即是出生于方兴未艾的 80年代，成长于泛物质化的90年代，个人价值观形成于多元化的新世纪网络时代的这么一群人。学术化一点说，我们这代人是真正地生长于“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党天下”解体之际，也即中国的“后极权时代”。而且这样一个恐怕空前绝后的特殊时代，也的确给我们造成了独特的影响。

如今我们已纷纷开始步入青壮年时期，即将成为社会的支柱，加之我们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历尽苦难的中国人自然格外关注我们这代人的发展。“最伟大的”或“垮掉的”——谈论我们这代人，我无意于高昂的宏篇大论，也并非是要给予赞同或否定。我敬为师长的余世存先生有篇评论年轻一代的文章：《有理由对 “七六”一代怀抱希望》，虽笼统地将70年代中后期生人与“80后”一代囊括起来谈，但主要还是对后者的中肯评价。

言者谆谆，我很同意余先生对这代人的特征描述。概括言之，首先“这代人依然同政治难解难分”。尽管我们成长的环境政治色彩已日趋淡化，但我们名义上仍是“ 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自小便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印象，我们耳濡目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知道“四有”新人，听说过“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马列毛邓”是我们课堂上的必修课。但是，“这代人却又与政治离心离德”。在这个“后极权时代 ”，政治运动不再肆虐张扬，集体威权已退却，权力膜拜已不再，政治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我们学习政治课也只是为了取得学分。虽然我们仍没有提出不同政见的自由，但我们也可以做出不参与政治的选择。我们不拘泥于规矩方圆，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体验”，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生存目的。我们这代人，“至少今天既未显示出代的意识，也未表现出代的整饬意味来”。

其次，“这代人当然不自卑，却也谈不上自信”。无须多言，相较前代人，空前绝后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在家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宠溺，90 年代后物质的丰饶也让我们得到了充分的滋润。我们整体上享受着全面而现代的教育体系，我们的信息获得更加快捷而方便，我们很容易接受新知新事新动向。但是，这代人也并不自信，这点我想也只有我们自己才有切身的体会。我不知道那些论调高昂的前辈们是否仔细想过，在大学扩招，在巨大的人口基数，在官权、父权的潜规则丛生，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泡沫时隐时现这种种的社会大背景下，“80后”一代已经朝着社会纷至沓来。我们首先得学会生存与立世。我们许多人为寻求一份工作而疲于奔命，我们许多人享受着何其低的工资却承受着何其高的物价。娇生惯养的我们、听惯了社会主义文明高调的我们，当赤裸裸的社会现实骤然呈现，只感觉犹如被从天堂抛入了地狱，一时不知所措。

“80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余先生谓之“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文坛、国家、学问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但需要补充的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其根基与归宿仍是公共责任，我觉得“80后”一代整体上恰恰缺乏这种公共责任心。这份“自我”可以使这代人摆脱俗世的束缚，却也无法创造出普世的福祉。自我与自私，仅一步之遥。如果没有起码的公共责任心，“争个人的自由”也并非就会等同于“争社会的自由”。

“80后”是缺乏理论素养、难有宏观价值坚守的一代。这代人拒绝一切教条的灌输，也很难忍受理论研究的寂寞与枯燥，以及思辨与求索的劳苦。这代人因此而不会盲从于任何理论与主义的狂热，却也缺失了理论素养来作为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根基。这代人的认识与观念往往感性大于理性、随意大于缜密，这终使我们整体上难以形成能够影响时代和未来的宏观价值体系。年轻的才气也许会带来偶然的闪光，但若没有内含的理论素养与价值坚守，一切终将流于浮躁。“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余先生将韩寒的这句话作为这代人怀疑精神的典范，这实在是我无法苟同的。诚然这样的言论彻底地否定了“反”的东西，但却也带不来任何“正”的东西。如果这种观念泛滥开来，这个社会将会陷于虚无与空泛。

但是，如余先生所言，“这一代人在对宏大叙事的放弃中，关注了身边具体而微的事务。他们关注公益、慈善，关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弱势保护，从不掩饰自己的声音。”“他们无目的地合目的性行为，比起我们主题先行式的人生投入来，于人于己也许更有成效。”对理论与价值的漠视，也恰恰使这代人不会束缚于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大道理。这代人的特立独行虽让许多前辈们看不惯（比如韩寒，比如刘荻），但这未尝不是一种有别于他们的对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且，我一直认为，消极对抗也是一种对抗，“80后”一代整体上表现出的对政治的不合作态度，这一代人个性的张扬、多元化的追求，也是对当政者的打击、对专政统治的瓦解。

余先生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不无忧虑也不无期望地说：“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如果他们的汉语写作不能服务于国家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格养成，那么，虽然他们比胡适、余英时们更易进入国际社会生活，但他们的成就难以望胡、余之项背；个人或代际的命运自我规定，或许无关他人，但文明、大众、社会的福祉高低却也因此决定了。胡、余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之所以有此光芒，因为他们有文明的自觉、有我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有推进同胞个性福祉的圣贤用心。我国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说，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还不得而知。至少，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

这就是“80后”一代。我们出生并成长于二十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迈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下来的两、三个十年，社会与时代将以我们这代人为主导。我想这时的中国将会全面进入由极权专制到民主自由的过渡期（我谓之由“后极权时代”步入“前民主时代”，比如今日的台湾和韩国）。过渡期的我们，也许难有登峰造极的完美缔造，但我们的每一步细微而扎实的迈进都将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理由对“80后”一代怀抱希望，仅此而已，又远非如此。

2007年9月

撕破華麗表象 挖出內中政治含意

《滿城盡帶黃金甲》深度評 撕破華麗表象 挖出內中政治含意

新鮮影評

撰文 林超榮 Tungstar提供圖片

2006/12/22, 週五

要了解張藝謀《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深層意義，必須從黃巢這兩首詠菊的詩開始── “颯颯西風滿園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 （《題菊花》），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不第後賦菊》） 周潤發這一個皇，喜怒無常，顯現出父權的可怕。 唯一出路就是“反” 三個兒子在父權的陰影下，他們不得不反，反的形式不同，反的目標也不同，總之，他們的父親迫得每一個都不得不反。 借用了黃巢《不第後賦菊》這一首反詩最後一句作為片名，再加上菊花和九月九日重陽的象徵， “作反”就是《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骨架。 張藝謀在鼓勵作反，三個兒子在父權的陰影下，他們不得不反，反的形式不同，反的目標也不同，總之，他們的父親迫得每一個都不得不反。 為 了更進一步明白張藝謀的心意，便得思考另一個問題。張藝謀說這一部《滿城盡帶黃金甲》故事大綱源自曹禺的成名作《雷雨》──一部標誌著五四時代追求自由、 反封建又反專制的劇作，為甚麼他要拍《雷雨》？他將大家庭的倫理糾結搬到皇室裏去，那一重政治暗喻，叫人無法不屏息靜氣。 他借古諷今有所寄託，《雷雨》舞台劇中，上一代的錯誤帶來下一代的悲劇，沒有自由的下一代，兄妹亂倫，走上了自我毀滅之路。這一個家搞散了，那麼一國又如何！ 周潤發這皇要為鞏俐演的后下藥治病。“藥”這一個象徵，由頭貫串到尾，表面是治病的藥，其實是一種“毒藥”，使到吃的人神志不清。 單是用了黃巢的反詩與及曹禺的《雷雨》，你無法不佩服張藝謀根本不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他擺明車馬，就是要揭示專制皇朝的穢亂不堪，真正災禍就是父權專制一手造成，唯一出路，就是“反”。 電影中描寫父權的可怕，拍出了《雷雨》開場第一幕：“傳說一個幽靈在周家出現……”周潤發這一個皇，喜怒無常，高深莫測，故作神秘，預定時間班師回朝，忽然又改變主意，讓眾人等候一夜，要殺個措手不及。 被灌毒藥的文化象徵 皇和后貌合神離，彼此間冷言冷語，缺乏溝通，非常明顯就是一對錯誤結合的怨侶。周潤發這皇要為鞏俐演的后下藥治病。“藥”這一個象徵，由頭貫串到尾，表面是治病的藥，其實是一種“毒藥”，使到吃的人神志不清。 鞏俐這母后一角可是代表了中國文化？ 關於藥，不難想到了五四時代魯迅的短篇傑作《藥》，迷信用人血饅頭來治病，最後是用了刑場上革命青年的血，這是不會治好病的，魯迅對中藥深痛惡絕，他的父親就是給“中藥”害死的，他自已是學西藥的，但卻無法改變當時國人食中藥的習慣。 在這一層象徵中，中藥是“迷藥”，是殺人不見血的“文化毒藥”。關於“中藥”的延伸意義，是源自當年進步青年渴求文化改革所用的象徵，不要拉到今日與現代中藥相提並論。 如果鞏俐這母后（本是梁國公主）一角是代表了中國文化，那麼周潤發的王便是竊權奪國，一手搶她回來，再以毒藥灌之。 二子周杰倫之作反，是不想母親被灌毒藥，他是新青年，由外戍邊回來；大兒子太子劉燁性格陰柔，他不是明反，而是暗反，與繼母私通；三子最是血氣方剛，最後也走上了反的不歸路。 最小的兒子也反，大王周潤發一手撕開他的衣服，內中，也是一具黃金甲。 各有反的原因，滿城盡帶黃金甲，不是望求金碧輝煌，滿城富貴，當我們見到了最小的兒子也反，大王周潤發一手撕開他的衣服，內中，也是一具黃金甲。 那就證明父權的可怕，高壓專制下，其實每個人在王子的華衣裡面，都暗藏一具黃金甲，所謂黃金甲──即是“作反”。 正言若反譏諷處處 你可以說張藝謀向前貫串了《大紅燈龍高高掛》的主題，父權之下，作反只有死路一條；也可以說，張藝謀延伸了《英雄》的主題，你要反，只不過是破壞，於事無補。但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不同的是，戲中三個兒子反了，皇的下場亦不好過。 菊花如海，人心不寧，繁榮表象下隠藏殺機。 他平亂之後，血洗廣場，再來一段節慶歌舞，故意拍得有如張藝謀導演的《杜蘭朵》，有心人一看，就是諷刺專制獨裁國家最慣常用歌舞昇平粉飾太平的手段，正言若反，笑裡藏刀，譏諷處處。 不 得不提醒觀眾，其中提及“節氣時辰”，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那是顯示獨裁者控制你每一個時間，你的喜你的悲，飲食起居，正如開場時，周潤發講出外方內圓的所 謂規矩，沒有人可以破壞，你看到，那一個個圓，那一個個方重重框框，真的夠諷刺，他的圓或方，沒有一定成規，只是由他詮釋，才是規矩，獨裁如斯，夫復何 言。 難怪周潤發最後找周杰倫說：“朕，沒有給你的，你不能搶。”對照今日的隠示，呼之欲出──我不給你的，就不能擁有，包括自由、民主、權力、溫飽。 《滿城盡帶黃金甲》可以說是張藝謀上乘之作，他駕馭大場面，已經是中國電影導演之冠，加上電影深藏之含意，令電影提升到與眾不同的高度。 鞏俐穿上黑衣，卸下華妝，耐人尋味。 刀光劍影，血腥暴虐，在娛樂背後，可有另一番文化、政治、歷史的解讀，令人拍案叫絕。 電影寄託了黃巢反詩，秋來九月八殺入長安，重陽節危機四伏。祭祖之時，除了重九，還有清明，每年清明，都得提防出事，都得重門深鎖，戒備森嚴。祭祖和作反聯結在一起，政治諷喻，呼之欲出。

半篇好文

在现代性的魔掌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暴民 / 关天网刊
2008-05-25 18:39 | 阅读(229) | 标签: 野航

野航

记得多年前，在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那天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而奇怪的梦。我梦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脸的和颜悦色，正和我亲切地交谈着什么。她似乎意在就什么事寻求我的谅解，而我也似乎能够明白她的意思。正当我就这个梦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传来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消息，而对南联盟动武政策的推动者，正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很快，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针对美国使馆的抗议活动，一些抗议活动很快升级为暴力袭击。　　

　　尽管，在我的周围，是一片激愤的情绪，我还是比较冷静，觉得误炸的可能性很大。在一位同事的怂恿下，我决定去市中区看看游行的情况。　　

　　一到市中区，一卷入游行的队伍，我就强烈地感到愤怒的情绪就像滴进清水中的墨汁般迅速扩散开来。我也不可抗拒地被这种情绪抓住了。游行队伍经过美国领事馆的时候，我看见几排武警战士组成的人墙守卫着美领馆的大门，空气中充斥着暴力的气味。美领馆里，一片狼藉，到处是被焚烧、被袭击的痕迹。此时，我感到了我心中也似乎升起了一种不受理性支配的、汹涌澎湃的愤怒情绪，我似乎也想拾起一块石头，向美领馆砸去。　　

　　游行队伍到了另一条街，我看见一小青年站在路边，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写着“USA，fuck you”的字样。每当有白种人经过，那小青年就朝他们竖起中指，愤怒地大喊：“fuck you”！也不管那白种人是否来自美国、是否是奥尔布赖特政策的支持者。　　

　　回到单位上，单位很快也组织了一场“学习胡副主席就大使馆被炸事件讲话精神”的活动，并借此由头大吃了一顿。当然，在饭桌上、在嘴里大嚼着肥得流油的鸭子的同时，我也适时地不免对“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愤怒”地“声讨”了一番。当然，说老实话，我此时心头是不怎么愤怒的，相反，我一边嚼着鸭子，一边对我曾经感到的和周围的人们那显得有些做作的“愤怒”，生出一点点的反思来。　　

　　我想，要不是武警有效的控制了局面，在游行的现场，我沦为“暴民”的可能性或许是很大的。倘若我真的沦为了暴民，我所愤怒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吗？　　

　　恐怕不是。“美帝国主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真是太远了，我们恐怕对切身受到的一次商业诈骗所产生的愤怒要远远大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怒。然而，我们通常并不对伤害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不良商家发动袭击，却对一个很大很空洞的符号发起袭击，这是为什么？　　

　　再则，当我们对所谓“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愤怒之际，这个被叫做“美帝国主义”的符号到底是触动了我们那根神经、哪个情结，以至于我们会突然之间，就可以从平和地过着小日子的、并不怎么关心国际时事的小老百姓变成野兽般怒不可遏的反美暴民？

　　多亏那嚼在嘴里的那只香甜可口的烤鸭，让我琢磨出了一点门道。

其实，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尽管生活有种种不如意，这世界还是给了我们这具活着的肉身许多的甜头的。然而我们仍然似乎心中隐藏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我们可能会为这些愤怒情绪寻找许多站得住脚的具体理由，但细细地推敲下去，这些理由又是一点也不充分的。因为有许多比我们遭遇更加恶劣的人却似乎抱怨得比我们更少。比如：一个白领的薪水从五千降到了三千，一个农民工的薪水从五百涨到了六百。前者似乎比后者的愤怒程度要大得多，而这种愤怒是很不合理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服前者不愤怒。可见，愤怒不是一个必然与生活水平高与低相关的问题。那么，愤怒是一个与什么东西更相关的问题呢？　　

　　愤怒是一个与人的存在感相关的问题。而现代人的愤怒的本质，就是现代人在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所满足的同时，他们的存在感却被极大地损害、摧毁了。　　

　　现代生活方式是这么一个东西———它通过现代传媒以及现代社会运作模式塑造着一个似乎合情合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在作为消费者享受着“上帝”般的讨好的同时，人的主体性早已被一个庞大的商业机器置换成其中一个高速转动的零件。人是及其需要是被设计出来的，而设计者就是这台庞大的商业机器。人就其本性而言，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属于人性的需要的。比如宗教的需要、伦理的需要等等。现代化这个庞大的商业机器好像并不否认这种需要，它甚至批量地贩卖这种需要。但它的机械属性不可避免地要把本来是出于天然的人性本然的需要纳入到它的工业化、可批量生产、可批发以赚取利润的轨道上来。就这样，人出于本性的需要经商业社会的重新塑造不可抗拒地蜕变成了一种机械地表态和作秀，并因货币的计量而获得其异化了的存在感。人种种需要似乎因此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都获得了满足，可在获得满足的同时，人们似乎又总觉得不那么对劲儿，或者说，人们感到自己的需要只是“似乎”被满足了，而实际上却是被剥夺了。而剥夺者，就是那个似乎在满足你，却暗中抽取了你存在的本质的东西；似乎成就了你的自我，却暗中偷走了你的自我的东西！　　

　　我前年去拉萨旅行，仅仅从与导游的接触中，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竞争压力在折磨着她。感到她似乎处在分裂与崩溃的边缘。在一种严酷的存在竞争的环境中，如果她不狠下心来与当地一些经营旅游产品的商家合伙宰客，则她将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如果她放手与那些商家狼狈为奸，有似乎安顿不了自己的灵魂。因此，她一边把我们这些游客引进各种商业圈套，一边暗示我们那是个圈套。我能感受到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的那种矛盾心理与痛苦。我当时心想，一个拥有众多虔诚的佛教徒的圣城，却成了一些惟利是图的人追逐利益的战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分裂。我不知道那位导游将怎样解决她自己身上的这种分裂，然而这个城市的分裂，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更深入一点的看，这个城市的人文价值，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拉萨的问题，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问题；那位导游的痛苦，是所有生活于现代性的魔掌中的人的痛苦。　　

　　现代消费文化，就是一种最广泛地在人们心中制造分裂的文化！就是一种将人推向最深刻的愤怒的文化！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人虽然可以算作人，但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早以被那庞大的商业机器置换成一个可以被商业利润和政府的GDP所标识的空洞符号；虽然人的各种需要可以被满足，但那被满足的主体早已被粗暴地置于仅仅作为一具肉体的地位，而这具肉体的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在那庞大的商业机器的数据库里成为一个数字而已。而这种最大规模的对人的主体性的掠夺必将极大地挫伤人那源自人性最深处的存在感。　　

　　当人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一面被抽空而只剩下作为外在与自己的一个被它者所给与的符号性身份而存在的时候，那被放逐的主体性就会充满了愤怒，并在无意识里不停地寻找着爆发点。

　　什么东西可以正好充当这个爆发点呢？就是那些表现得傲慢地、被认为是现代商业社会强权一端的代言人并把它们的傲慢与强势发挥到极致的东西。而偶发性事件则为之提供了一个恰好的以供其宣泄愤怒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的“误炸”会引发我们极大的愤怒并让我们沦为暴民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对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满怀愤怒的原因。在现代性这个魔鬼撒旦的的手掌中，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存在感的被最深刻地侵犯而沦为暴民！　　

　　身处现代性这个魔鬼撒旦的巨大骗局中的人是必然会满怀愤怒的。因为现代性空前地剥夺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而人的愤怒也借着各种理由表达这自己的诉求。在宗教的领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在民族、国家的领域就是分离主义，二者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恐怖主义。　　

　　我由此似乎对我做的那个和奥尔布赖特对话梦的含义似乎有所理解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似乎是注定了的，因为在现代性的处境中，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可供投射其存在性愤怒的对象，而每个人都必然地将现代性生态中强势的一极视为其投射存在性愤怒的对象。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几乎是很小的，除非在现代性的魔咒暂时解除后的、人进入自己无意识的最深处梦境中的时候。

　　　　愿上帝宽恕我们人类所背负的深重罪孽吧！

中國當代美術水準落後於非洲！？

南方週末：現在還有哪些國家養諸如美協、畫院這樣的官方藝術組織？吳冠中：全世界可能就中國有吧。國外協會也有很多，但它們都靠作品生存。美國不養畫家，法國只給一些有才華的窮畫家提供廉價畫室，而中國卻有這麼多養畫家的畫院，從中央到地方，養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雞。南方週末：您為什麼對美協和畫院不滿？吳冠中：美 協和作協一樣，是從蘇聯借鑒來的。改革開放以前，美協是畫家的絕對法官，甚至可以決定畫家的命運。現在美協機構很龐大，就是一個衙門，養了許多官僚，很多人都跟美術沒關係，他們靠國家的錢生存，再拿著這個牌子去抓錢。很多畫家千方百計地與美協官員拉關係，進入美協後努力獲得一個頭銜，把畫價炒上去，這種事我見多了。南方週末：您希望取消美協和畫院？吳冠中：美國華裔數學家丘成桐說，科協制度不取消，中國的科學上不去。美協也是這樣。你問問那些加入美協的人就知道了，進美協要靠哪些東西——根本不是看作品好壞，這個機構變成詐錢的機構了。說白了，藝術創作是個體勞動，和組織、集體沒關係。從中央到省、市，畫院養的那些畫家，出了什麼作品？該不該養畫家？要不要養一輩子？哪些畫家是該養的？哪些是不該養的？這些都是問題。畫院裏有一級畫家，二級畫家，這些是怎麼評出來的？弄得畫家都在拼這個頭銜，卻沒有好的作品出來。我的意思是，這些頭銜都不要了，畫院取消，根據你的作品來頒發大獎，這樣畫家也好，作家也好，他們的精力才能用到作品上去，才能出好作品。現在有一個文化部，還有一個中國文聯，它們的很多功能是重疊的，這不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嗎？我的意思非常簡單：文化部只能一個，你就是服務，制定制度，其他的，讓民間組織去搞，誰的作品好，你給獎給錢。現在的體制，搞作品不如搞人際關係，都走這樣的路，作品就沒有了。南方週末：中國畫院院長龍瑞反駁您，沒有畫院這樣的機構，誰來搞"國家重大歷史題材100年"這樣的重大創作？財政部為這個項目撥款一個億。美協和文聯的官員在回應你的批評時說，他們給您發請帖您也不參加活動，您對他們的工作不瞭解，美協和文聯還是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吳冠中：你可以調查一下，所有的美術家對美協、畫院是什麼印象？他們起的作用在哪里？他們為藝術的服務體現在哪里？他們的活動就是搞展覽、大賽、評獎。大學擴招成了他們來錢的機會。我每天家裏收到的雜誌，都是些亂七八糟宣傳自己的，這樣搞就跟妓院一樣了，出錢就給你辦。現在，畫院偶爾給政府完成某個專案，畫一些歷史畫，畫家就忘了藝術是什麼，就去打工了，出來的產品往往都是垃圾。美協、畫院每年都搞采風，一大幫人都去采風，大張旗鼓的，電視臺、報紙記者跟著，拍幾個集體畫畫的鏡頭，花好多錢玩一趟。真正的采風不是這樣的，你悄悄去民間采風，體驗風土人情，瞭解民生疾苦，是很艱苦的。真正的藝術家都是苦難中成長的。我說，社會不養詩人、畫家，藝術家沒有吃過苦沒有感情和心靈的波動成長不起來。南方週末：如果美協、畫院繼續存在，理想狀態是什麼樣的？吳冠中：能夠提供好的服務，主事者人品要好。現在掌權者都是辦活動的人，很麻煩，他懂一點藝術，可總搞政治。如果他完全不懂藝術，人品好，對藝術家反而很客氣。畫院應該養作品，畫家可以流動。有的畫家不錯，畫院可以臨時資助，給你比較簡單的生活條件，你來完成你的作品，作品很好，高價買下來；作品不好，你走，換別人。南方週末："以獎代養"能夠解決出藝術品難的問題嗎？吳冠中："以 獎代養"只是一個想法，具體實施起來還有很多問題，但是這個原則是對的，至少比現在的情況要好。好作品出來太不容易了，一個美術家一輩子能出幾個好作品？因此我說要大獎，出作品就是國寶。一張好畫的獎金，可以養畫家半輩子。但現在國家給的獎不夠，像科學方面的獎勵有500萬元。文化部給藝術的獎只有3萬，還是日本人捐的錢，我覺得很恥辱。黃河（漢字春秋系列），2006年創新不能講和諧南方週末：在創作領域，現實主義獨大了幾十年，有過真正的"百花齊放"嗎？吳冠中：沒有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沒有，就是現實主義一枝獨放。文學、詩歌到美術都是現實主義，所以，像林風眠和我都被長期冷落。魯迅講過，政治與藝術是矛盾的。趙丹講過一句，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以前罵他是放了個屁。權力都在外行手裏，他們拿了這個權力瞎搞，不是現實主義的都是洪水猛獸，統統被打倒在地。南方週末：新中國美術史基本是由"央美"和"國美"的兩個派系構成，它們之間的差異在哪里？吳冠中：現在藝術風格恐怕都不明顯了，過去非常明顯，"國美"前身國立藝專時期，林風眠徹底把巴黎美專的那套教育搬到中國，有西方古典的基礎課，也有現代主義的；徐悲鴻的"央美"，完全是搞現實主義的。當時兩校的教師也好，同學也好，相互不屑，門戶之見很深。南方週末：但大家也承認，1980年代之後，"國美"人才輩出，"央美"基本缺席。1990年代以後，兩個學院出的人都不太多。吳冠中：對。"央美"一直堅持徐悲鴻的現實主義，很頑固。"國美"出人才的根源還是林風眠的教育思想開放，藝術現代性比較高。現在呢，相互融合，去國外的人多了，國外的好東西都能夠看到，大家可以自己選擇。將來真正的畫家，我覺得很可能是從民間出來的。像馬蒂斯他們都不是從美術學院出來的。為什麼呢？他們沒有約束，有的是自由。現在學校裏規矩多，搞藝術的人麻木了，把自己的感情消滅了。南方週末：怎麼看待過去幾十年裏蘇聯美術對中國美術的影響？吳冠中：蘇聯的音樂、文學都不錯，惟有美術很奇怪。我開始以為是意識形態的緣故，西方故意貶低蘇俄的美術成就。現在來看，它在美術創造上確實沒有新的東西。我個人不喜歡俄羅斯的畫，不是說它庸俗，就是覺得它沒感情，畫的都是物。像以前被我們奉為大師的列賓，也是借西方的臉畫俄羅斯的故事，變成俄羅斯了不起的畫家。我在法國時，重要的畫家我全都知道。後來回央美任教，有人問我有沒有列賓的畫冊。列賓是誰？我不知道，可國內到處都是列賓。後來看《法蘭西文藝報》，一整版介紹列賓，開頭就說，"提到列賓，我們法蘭西的畫家，恐怕誰也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南方週末：現實主義的影響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多？吳冠中：起了很壞的作用，在幾十年裏，美術界把現實主義提得很高很高，根本不允許百花齊放。我認為照相發明之後，現實主義必定要消失。我很不喜歡照相。後來看到攝影作品中有了藝術的意識，我鼓掌。看了石少華到非洲拍的照片，照得像畫一樣，我很喜歡。我鼓掌的意思是，現實主義該垮臺了，該百花齊放了。南方週末：新中國美術史上的那麼多藝術爭論和派別鬥爭，背後真正的焦點是美術觀念之爭，還是人事派別之爭？吳冠中：我覺得人事派別之爭是主要的，藝術之爭是表面的。這些爭論、鬥爭導致了幾十年裏中國美術實際上沒有什麼發展和創見，美術成了政治的工具。比如我講"筆墨等於零"這個問題，學國畫的人，只能是手藝，只能搞摹樣。現在鋼筋水泥，不要你摹樣了，他得保住飯碗，最後就變成了派別之爭。我覺得悲哀的就是這個地方，這些人全是站在自己的飯碗上講話。南方週末：但您也提過"創新是鬥爭，不能和諧"。為什麼？吳冠中：毛澤東講過，推陳出新。陳舊的，阻礙美術發展的東西一定要拆，你不拆，它不倒。政治上是這樣，藝術上也是這樣。凡是創新，都是鬥爭出來的。我搞了一輩子美術，沒有搞鬥爭。作為藝術家，我自己儘量搞我的作品，走我自己的路。我現在從我的人生經驗和藝術經驗出發，憑良心講話，但還是有限，不能敞開了講。價格是個心電圖南方週末：中國藝術品市場這幾年非常火熱，美術作品屢屢爆出高價，你怎麼看待？吳冠中：我覺得很多是泡沫，有些人可能有錢了，就投資藝術品，但他不懂藝術。畫家就利用這個機會拼命炒作，抬高自己的身價。我相信歷史是公正的，過一段時間很多東西將被淘汰，很多沙子將會沉下去。最有趣的是，現在有的美協主席，他在位時作品就貴，他一下臺馬上就跌了。南方週末：這個市場也給了您好處，您成為在世的畫家中畫價最高的一位。吳冠中：還是市場炒出來的，很多收藏者為了盈利、套現，聯合拍賣行、買家一起炒，有的還聯合畫家、媒體一起炒。這個價格跟我關係不大，因為那些收益歸他們。有一個拍賣會，把我的作品拍得價格很高，大概幾千萬吧，有個記者打電話給我說，你的一張畫到了幾千萬了，我說這個是心電圖，不準確。我一點沒有高興的感覺，這個錢不屬於我。而且我的那些畫是不是真正的好東西，還沒經過歷史考驗。壞處倒是來了，現在市場上我的假畫越來越多了，我也管不了。南方週末：怎麼看待市場對美術創作的影響？吳冠中：市場也有一些好處，它讓畫家能夠離開體制生存，壞處在於市場會把畫家定型，專門畫好賣的。西方的畫廊也是這樣，我包你的，你不許改變風格，你一變我就賣不掉了。相當多的畫家為了賣錢，炒作越來越厲害。南方週末：所以有人說，現在對畫家來說，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吳冠中：對。你畫得好，市場可以承認你；你畫得不好，你可以選擇進入體制混一輩子。有的人左右逢源，既在體制內擁有權力，又享受市場的好處。但在這樣一個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環境裏，藝術家氾濫，空頭美術家、流氓美術家很多，好的藝術卻出不來了。像我吧，現在畫畫就是出於熱愛，錢對我沒有意義，我不需要。楚國兄妹（油畫），1990年他們是玫瑰，我是臘梅南方週末：您一直強調生活和藝術的關係，但美在生活中並不多見，美術並沒有走進大眾生活。吳冠中：不但是民眾，甚至高級知識份子對美也不理解。我有一些親戚朋友，他們專業知識很強，可家裏的工藝品、陳設佈置等等，非常庸俗，不可理解。最直觀的就是，中國人家裏電視都放在客廳，但在美國和歐洲，很多人家電視機放在臥室裏，客廳裏掛畫，擺雕塑，這就是區別。中國的藝術教育功能，一直藏在大學裏邊，沒有跟社會生活發生關係。中國美協和畫院這些官辦機構，他們沒有拉近普通人的生活與藝術的距離。我們生活中的美感也很少，我們的建築大部分都很難看，北京修了那麼多高樓大廈，偶爾也有單個建築很美，但整個街區環境卻很差。南方週末：國外民眾離開學校之後，通過哪些途徑與藝術發生關係？吳冠中：他能夠從城市建築、設計、日常細節上感受到藝術之美。另外他可以去博物館、美術館……就連商店的櫥窗擺設都很有美感。他的生活無時不與藝術發生關係。中國的情況呢，商店裏主要的櫥窗都是儘量擺放最貴的商品。以前，我和國內的一些作家參加國外筆會，有個活動，參觀博物館，外國作家看得津津有味，還不時就某個物品進行討論，我們的作家一竅不通，無聊地轉來轉去。這幾年，中國的美術館、博物館越建越多，硬體越來越好，但你收藏了很多垃圾，許多東西是走後門憑關係送進去的。現在一些國外美術館，經常有中國人主動送畫，回來就宣傳炒作自己。所以說起來，現在的問題，不光是藝術教育，還有藝術場館、大賽評獎、市場，全方位都有問題，而問題的背後，其實就是一個體制問題。南方週末：您還有一個論斷也比較讓人吃驚，中國美術比非洲還要落後，為什麼？吳冠中：我們以為非洲藝術很落後，後來我到非洲一看，他們吸收了很多西方現代藝術，反而比我們現代很多。我們的人為障礙使我們落後了。南方週末：您談到藝術裏技術是基礎，境界最重要，可以詮釋一下嗎？吳冠中：這個境界就是感情的真實。技術只是一個手段，學技術比較容易。情懷是多年的人格，多方面因緣修來的結果，這個是最重要的。南方週末：您和朱德群、趙無極，三位同學都是法蘭西學院院士，您怎麼看待你們的差異和人生選擇？吳冠中：院士之類我從來沒有想過，我也不羡慕這個院士。後來法國人選擇我當了院士，我很意外。我和他們是同學，是很好的朋友，他們在國外發展得很好，我替他們高興，他們在法國自由地開花，是法國花園裏的玫瑰花。我回到祖國，面朝黃土背朝天，是魯迅作品裏寫到的臘梅花。我是這麼一步步苦出來的，這樣的經驗也只有我有，生活和命運造就了我的作品。南方週末：您老講藝術格調，這個格調是什麼？吳冠中：藝術就是真性情。(除署名外，圖片均由吳冠中提供)Share This

哲學功課﹕動物權益與素食

這篇文章是今個學期我讀道德哲學課的第二篇功課。我的教授是素食主義者﹐認為吃肉是不道德的行為﹐功課出這個題目完全是意料中事。我一向反對動物權益﹐上 課時自然與教授對著幹﹐不停舉手發問質疑課本的論點。功課更是紋盡腦汁﹐陳述反對素食主義的推論。難得是教授很客觀中立 ﹐評分不問立場﹐只看推論是否合理﹐給了我A級的成績。

素食主肉者認為吃肉不道德﹐主要分從兩個不同方向的推論入手。第一個推論是 Peter Singer的功用主義﹐認為任何導致痛苦的行為也是不道德。殺生吃肉或作動物實驗會令到動物痛苦﹐所以吃肉是不道德的行為。第二個推論是Tom Regan的動物生存權﹐他認為任何有生命的東西也有生存權﹐殺生吃肉等同侵犯動物的生存權利﹐所以吃肉是不道德的行為。

兩個推論乍看好像言之成理﹐但本身有內在問題。Singer的功用主義是一個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道德理論。道德就是要令到最多人得到最多快樂﹐功用主義 容許為大部份人的利益﹐而犧牲小部份人的權利。我們可以假定每個人能感到的快樂和痛苦大致相同﹐但我們不能說動物能夠感受和人類同樣程度的快樂或痛苦。動 物沒有思考的能力﹐不能明白高層次快樂和受苦的抽像慨念﹐只能感受到神經系統中生物學上的痛。當計算功用成本時﹐人類吃肉帶來的快樂﹐用動物做實驗造福社 會的快樂﹐遠遠超出動物受到的痛苦﹐所以人類可以犧牲動物的權利不顧。事實上在傳統功用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s﹐或古典哲學如亞里士多德﹐快樂的定義是指人類思想心靈上的快樂﹐輕視動物般的肉體享受或痛苦。因些在計算功用時﹐只需要考慮人類的高等感受﹐ 可以不用理會動物的低等感受。

Regan的動物有生存權利這句陳述﹐是句從空氣中冒出來的斷言﹐並沒有任何推論去支持。他的推論犯了乞求論證的邏輯謬誤。人類有生存權﹐所以殺人是不道 德。我們不單不可以殺人﹐還有道德責任防止殺人﹐例如設立警察或法院﹐去懲罰殺人的罪犯。若果動物有生存權 ﹐殺動物就是不道德。可是每天非洲草原上﹐獅子老虎獵殺班馬野鹿﹐豈不是犯下謀殺的罪行。若果要保障動物的生存權﹐人類就要干預大自然的規律﹐令到有肉食 動物絕種。當然這做法完全不切實際﹐更會帶來嚴重的生態大災難﹐足以推翻了動物有生存權利的說法。根據道德契約理論﹐人類的生存權是建立於人類的道德契約 之上。動物沒有思考能力﹐不能履行道德契約的責任﹐因此並不受到道德契約的保護。道德契約賦與人類擁有本然價值﹐動物則只是人類的共同資源﹐只有功用價 值。當然人類有責任善用資源﹐破壞生態最終受害的是人類。但在人類利益的大前題下﹐人類對動物沒有任何道德責任。

道德哲學

說起道德﹐很多人會聯想起性行為﹐婚外情等題目﹐其實這些只是道德的一小部份。道德很笵圍很廣泛﹐讓我們分辨什麼事情是對﹐什麼事情是錯﹐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我這個學期修讀了道德哲學課﹐探討什麼是道德這個問題。雖然這課道德哲學是一年級的課程﹐但不是那種幾百人的大班﹐只有三十多人的小班。讀哲 學不能擠在巨型講室單向接收課本內容﹐學生必須與教授在課堂內有互動討論。不過一年級學生大多數很少發問﹐不知是害羞還是無心向學﹐上課時更有不少人拿著 手提電腦上網。反而我們幾個兼讀的成年人﹐上堂前讀熟指定閱讀課文﹐是堂上與教授討論的中流扺柱﹐令到課堂的氣氛活潑不少﹐沒有大班教學那麼沉悶。

道德的客觀性

上第一課時教授就已經開宗明義﹐明確地指出一般人對道德的誤解。道德不可能是相對性的﹐不可能只是每個人的不同觀點﹐不可能依附在宗教或文化上。若 果道德是相對性﹐那麼就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任何有關道德的討論也會變得沒有意義。柏拉圖早已指出道德與宗教沒有關係﹐一來我們不能客觀地以神作為推論的起 點﹐二來神諭沒有劃一性﹐明日的神諭可以推翻今日的神諭﹐根本不能用作分辨對錯的標準。道德必定超越文化的規限。我們不可能無條件認同其他文化的所有道德 準標﹐難道有文化會殺嬰我們也不能批評他們有錯嗎﹖二來我們根本不能清楚介定文化的範圍﹐難道黑社會文化也有黑社會殺人的道德嗎﹖道德必定是一套客觀的普 世標準﹐不論任何時間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道德哲學就是找出這一套善惡標準的方法。

這課分成為兩個部份。前半部講四大傳統道德理論﹐分別是功用主義﹐康德的道德責任論﹐社會契約論﹐ 和亞里士多德的德行論。每個道德理論也有完整的推論﹐可以合理地解釋一般的道德問題﹐如殺人﹐偷竊等。可是每個道德理論也有其限制性﹐在一些具爭議性的課 題﹐採用不同的理論配合不同的前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正是這些議題為什麼具爭議性的原因。下半部探討現今社會熱門的道德爭議﹐包括安樂死﹐墮胎﹐死刑 ﹐動物權益﹐環保等議題。教授會羅例正反相方常見的論據﹐然後以不同的道德理論去作批判思考﹐讓我們看清楚那些論據不合理之處。每篇指定閱讀課文均是這些 課題的重要論文。或許我不認同某些文章的立場﹐但全部文章都寫得很有說服力﹐是寫批論性文章的極好的學習對象。

下面我會簡單講述四大道德理論的內容。至於堂上討論的道德課題 ﹐因為涉及太多推論和背景資料﹐很難在這兒作一個簡單總結﹐有機會在另外撰文細說。有趣與的朋友﹐可以參看我那兩篇有關墮胎和動物權益的功課。

功用主義

功用主義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道德上的善或對﹐就是給最多人最大的快樂。功用主義可以細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是結果論﹐以結果來衡量一件行為的對 錯。第二部份是好的定義﹐快樂就是好﹐痛苦就是壞。第三部份就是平等性﹐在計算功用的結果時﹐每個人的快樂和痛苦也佔同樣比重。

功用主義的問題﹐其實分別是三部份的內在問題。若果道德只用結果來衡量﹐很容易會變成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成為大多數人侵犯小數人權利的藉口。若果快 樂就是好﹐痛苦就是壞﹐那麼無痛苦的虛擬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那The Matrix的電腦豈不是在行善。若果我的快樂和非洲飢民的快樂也佔同樣比重﹐那麼我把錢花在吃大餐而不捐給飢民﹐在功用主義的定義中就是行惡。平等性令 到道德的要求太過嚴格﹐道德會淪為沒有人會認真執行空中樓閣。

康德的道德責任

康德認為道德是客觀性﹐可以用人類的理性去推論出來。他認為動機是分辨一個行為善惡的標準。若一個人做一件事﹐是出於想達到某些目的﹐這件事就不是 善。若他在做同一件事﹐他並不是要求達到任何目的﹐他的行為出於道德責任﹐他就是在行善。道德責任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完全責任﹐人不論在任何時候也不 應該﹐如殺人。第二種是不完全責任﹐人應該要間中做﹐但不需要任何時間也做﹐如捐錢。至於有人那些道德責任﹐他提供兩個檢定的方法。第一個方法是黃金定 律。簡單來說就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若果你不想每個人都做一個行為﹐又或者邏輯上不可能每個人都做同一行為﹐這個行為就是惡。第二個方法是以人為本﹐簡 單來說就是不可以利用他人作工具。每一個人也有理性﹐可以自主作出決定﹐若果利用他人作為工具﹐就是不尊重他人的理性﹐否定他們作出決定的能力。

康德道德責任主要有兩大問題。第一﹐同一個行為若配上不同的動機﹐就可以左右是否通過黃金定律的結論。第二﹐道德責任論推論出一些很明顯違反常識的 結論﹐最出名的是殺手敲門的兩難題。若果有個人被壞人追殺躲藏在你家﹐殺手來敲你門問你知不知那個人在那裏。康德認為對殺手說謊是不道德﹐你應該要供出那 個人的藏身地點﹐好讓他給殺手殺害。

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認為道德只是人與人之間的建立契約﹐讓人類可以生活得更加好。試想象一個沒有法律沒有道德的原始地方﹐每個人也有自由作任何事情。因為沒 有人可以憑力量長久統治﹐這個地方將成為每個人與每個人為敵的可怕地方。人類出於理性和自利的天性﹐就會走在一起商議﹐達成一個約速每個人行為的共識﹐建 立起一個大家能夠安居樂業的生活秩序。道德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平條約﹐規定每個人的道德權利和義務。

社會契約論有兩個問題。第一﹐社會契約並不是必然地需要全人類的參與。只要大部份人簽定和約有足夠的力量﹐就可以對剩下來的小部份人為所欲為。社會 契約不能解釋為什麼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是不道德。第二﹐在社會契約中﹐只有能夠履行道德義務者﹐才有參與契約的資格﹐才可以擁有道德權利的保護。社會契約 不能解釋小孩或智障人士的基本人權。

亞里士多德的德行論

德行論與先前三大道德理論不同。先前三大道德理論﹐是套分辨一個行為是善是惡的準則。德行論則把決定善惡的方法反過來。善的行為是出於人性中好的本 質﹐惡的行為是出放人性中惡的本質。亞里士多德決定本質好壞的方法﹐簡單地說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兩個極端就是壞﹐在極端中間的就是好。舉個例子﹐勇氣是 好的本質﹐但太少勇氣是懦弱﹐太多勇氣就是好勇鬥狠﹐兩個極端是壞的本質。行善可以培養好的本質﹐好的本質就是快樂之道﹐而人生的意義就是追求快樂。

德行論聽起來好像沒有問題﹐可是對我們應如何分辯善惡完全沒有幫助。亞里士多德沒有說明﹐如何劃分好壞本質的界線。一個人也不殺是極端﹐見一個殺一個也是極端﹐中庸之道豈不是要殺一半人﹖

梁文道谈<色戒>及他人之正言

梁文道

《色，戒》走红，连汉奸也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李安与张爱玲丰富了汉奸与爱国志士的形象，还他们人性的本来面目；也有人说这叫做美化汉奸，所以不只本来就很成疑问的张爱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变成新汉奸了。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你说马英九是忠的吗？他为什么也要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么判断他恢复英国经济活力的政绩呢？你能肯定地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论大部分的汉奸在他生前是不会轻易接受“汉奸”这种称号的；所谓“汉奸”，多半是后人的判断，而后人的判断则往往依据了不同的标准甚至某些个人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Collabora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 “荷兰奸”的概念)。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者一一过关，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可是，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事实不是如此简单，比如说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呢？这就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想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谋刺满清摄政王而入狱，且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好汉子，怎么就会成了一个与日本议和，成立南京伪政权的大汉奸呢？于是坊间就有许多传说了，其中一种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这样的：其实汪精卫是假装的，他早和蒋介石串通好了，俟时机一至，他就会起兵反日。　　

其实这种美妙的民间故事依然不脱传统忠奸二分的历史观，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象。大家不只希望能够准确地把汪精卫嵌在一个简单的范式里面，还很希望一个好人能够由头忠到尾；既然汪精卫一开始是条好汉，他就应该继续好下去，这才符合我们既有的世界观。

但是什么叫做好人呢？我们能够稳当地判定一个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吗？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国史权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里面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有不少业余特工，他们平常可能是文员，也可能经营家小店铺，收入不大好的时候就受雇去施袭暗杀。假如事败被捕，说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更常见的或许是李士群和丁默邨等有名的汉奸，你说他们亲日倒不如说他们是想谋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搞革命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谋生，革命于他们而言不外乎职业。为什么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游走于国、共和汪伪之间，最后又秘密地替重庆政府办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全是职业的特工，谁给活干就帮谁，处身乱世，但求苟存。

加拿大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卜正民在他的近著《Collaboration》(且暂译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些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匿藏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看来这应该是最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但这种恶行却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们免遭日军滥杀的厄运。那些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无辜百姓，还是纯粹无耻的自私呢？我们很难判定，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没有兴趣去翻箱倒柜查档案深究他们的口供和心理。 或许是外国人的缘故，没有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还举了很多实例说明现实情况复杂。比方说历经屠城之后的南京就有一个典型汉奸，城里的洋人称之 “famous　Jimmy”，这个王姓汉奸在日本人手下负责分配粮食给市民，同时提供一些妓女慰劳日军。卜正民认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难判断其行为的好坏。一方面他极力向日军争取最大限度的粮食配额，使许多百姓不挨饿；但另一方面这也曲线地强化了日军占领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来中国女子供侵略者享乐，同时这却也使得日方不再有借口任意欺凌妇女。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抗战史至今仍是一块荆棘满布的森林，两岸曾经各有不同的诠释，连国民党共产党谁的功劳大都还是问题，不过两党都以领导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如此，双方的官方史学就都必须以一套分外分明分外严格的标准辨识那混淆灰暗的年代与人物，不容半点含糊。因为历史教育始终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责任生产一批符合标准的好国民。何谓好国民？典型在夙昔；何谓坏国民，汉奸簿上斑斑可数。　　

只不过这种符合国民教育目标的史学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为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多年以来，中国和海外的史学界对抗战的历史研究已经推进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意识和教育的层面，特别是汉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换上更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不是翻案，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


(1)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 Mr. Leung, I am sorry to say, seems to be very fond of this sort of contrast: "Look! The West"--always in a general sense--"has done this and this already. But look, we are still so simple and naive" etc. etc.
"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 that statement concerns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in the West. "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 this, on the other hand, asserts something about the more general readers in the Chinese world. But such a comparison I can certainly make the other way round. I can loudly proclaim, that whereas there is already good documentation of collaborative acts in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Frenchmen, on the other hand, are still so naive as to speak of Vichy in exclusively negative terms.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Collabora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 “荷兰奸”的概念)。Well, I do not read Japanese nor Dutch; but at least there are such concepts as "Verräter" in German and "traîtres" in French. Not simply "collaborators"--if that sounds too light an accusation--but "traitors"! Of course when the French cried "collaborateurs," there was every overtone of "法奸," if only you are willing to listen to it. As for "德奸," there was certainly this idea and this usa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nazification, Germans coming out to accuse other Germans were routinely viewed or even called by other Germans as Verräter.
(3) It is right of Mr. Leung to suggest that history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one tends to believe, especially where moral judgment is concerned.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a case for many sides, and to let those who have the time and the will to read form a better judgment on the facts. It is wrong of Mr. Leung, however, to insinuate, by setting up a simple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at "they"--the ordinary Frenchmen, German, Pole, et al.--are so much more advanced in moral thinking than "we" are; and to do so even to such a degree as to suggest that because the word "collaborator" is often used, these people in the West "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 “荷兰奸”的概念". When a Frenchman called another Frenchman a "collaborateur," could he mean anything other than "collaborateur des allemands"? and could he ever be so neutral in using that phrase as to lack what me might well translate as "法奸"? Mr. Leung could have insinuated such a thought only because at the back of his mind there was a notion that "they" were more reasonable and detached than "we" are; but this is plain non-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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